1911,一个帝国的光荣革命

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从1901年开启的新政，*初并没有触动体制的结构，宪政也只是少数精英悄悄讨论的敏感话题。真正被朝廷接受的，只限于科举改试策论、停止捐纳实官等有限的体制优化措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由于有洋务运动的基础，推进较为顺利，改革币制、制订矿务章程、改革厘金税政、制订铁路政策，等等，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1903年底，由载振（奕劻长子，贝勒）、袁世凯、伍廷芳负责起草的《商律》，经皇上批准施行，包括《商人通例》（九款）和《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款）。这是中国*早的商业立法。1904年初，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款）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款）。公司登记法（1905年）和破产法、专利法（1906年）也相继通过立法。工商业有了法律的保障，顿觉春光四面来，1904年至1908年，有272家纯私人资本的新企业，披红结彩，开张大吉。全国各地的商会，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组织，遇到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时，“或面商，或通函，或登报，互相讨论考校，以期联络协助，力厚气旺”，对推动民间社会的崛起，功莫大焉。 各地的商会，实际上成了立宪派的堡垒。开明官员与商人都很清楚，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而目前政治改革的*大题目，就是立宪。宪法不立，民权无由伸，商权亦无由振。 然而，立宪是一个总题目，是政治改革的压轴戏，在此之前，须对政治进行结构性改革，使之适应立宪政体。政治手术要从这个体制的根部动起，涉及学制、官制、兵制、法制等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法制改革，是举足轻重的一环。自《大清律例》制订以来，历朝的修纂，都是只能修例，而不能修律。然而，随着国门的打开，法律改革已不仅是一项“内政”，而且是“国际之竞争事业”。中国要在国际社会立足，就不能不与国际接轨，包括建立现代的法律体系。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1904年5月，朝廷发布修律上谕，要求各驻外使节收集各国通行律例，送给修律大臣观摩学习。随后成立修订法律馆，以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中国现行法律。 沈氏为刑部左侍郎，精通中国律法；伍氏毕业于英国伦敦林肯法学院，持有英国律师牌，通晓西方法律。他们定下改革的宗旨，以“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为原则，体现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三折”中提出的“恤刑狱”“省刑责”思想。 刑律的修订方案，把许多刑罚由重改轻，以前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改为死刑、徒刑、拘留、罚金四种。减少死刑，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野蛮刑罚。以前谋反大逆之罪，属十恶不赦罪，不问首从，一律凌迟处死，新律则认为颠覆政府罪不至死；侵入太庙、宫殿等处射箭放弹，亦仅处一百元以上罚金；子女殴打父母，以前是要杀头的，现在也免死了；新律还取消虚拟死罪（类似今日之死缓，即名为死刑，实不执行），改为直接判徒刑或流刑；禁止刑讯，审讯案件时，不得用杖责、掌责及其他刑具，亦不得以语言威吓交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反映出尊重人权的现代理念。 新刑律在官僚集团内，引起了激烈争论，连张之洞也觉得它走得太快、太远，威胁到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不可接受。他与修律大臣展开辩论。这场法制与礼制之争，一直持续到清廷的倾覆为止。值得称赞的是，争论是公开进行的，大家没有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张之洞是推动新政的主力，但在修改刑律问题上，却站在反对立场。分歧双方，也没有祭出“阴谋论”“逆常论”“颠覆论”的法宝攻击对手。廷臣疆吏，各抒己见，慈禧并没有像庚子年那样，动辄把争论的一方撤差流放，甚至拉出午门斩首。 这种开明的政治局面，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中，能见几回？ 当国家面临历史性重大变革时，朝野出现广泛争议，是正常的现象。朝廷对争议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其容忍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连科举制度朝廷都同意废除，如果还指责它缺乏改革诚意，显然是不公的。 1901年8月，朝廷曾谕令从翌年起科举考试废八股，改试策论，废除武科科举，但并没有废除整个科举制度。张之洞建议先修改科举旧章，令科举与学堂并行，以期两不偏废，等到学堂培养的人才渐多，再按科逐步递减科举取士人数，直到完全废止科举，所有生员、举人、进士都出于学堂。整个改革过程，大约要花十年时间。 改革派认为，要立宪，首先要从教育入手。不把新式教育先建起来，科举无从废，官制无从改，宪无从立。但他们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新教育不确立，科举就无法废除；另一方面科举一日不废除，士子仍将科举视为进身之阶，新教育就一日难确立。 1903年，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周馥（山东巡抚）、端方等人会奏，正式抛出“分科递减，直至废止科举，改以学堂为进身之阶”的方案。但立即遭到政务大臣王文韶、孙家鼐的阻击。王文韶气冲冲地质问张之洞：“国家大典，应交内外臣工议，岂能由二臣（袁世凯、张之洞）请停！”张之洞只好到王文韶家中，检讨自己的疏忽。 政务处号称督办新政，对新政尚且不能接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张之洞趁进京搞新学制之机，逐一拜访诸位政务大臣，磨烂三寸之舌，总算博得孙家鼐首肯，但73岁的王文韶却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力争”。他反对一切变法及改革官制的尝试，赌气地对慈禧说：“我年纪老了，精神差了，对于变法改制的那种一条一条的章程，成千成万的文字，我实在没有研究的精神及判断的知识。”公然以“懒得看”作为抵制新政的理由，满朝文武，恐怕也只有王文韶敢为。 但改革派的方案，得到两宫支持，1904年1月13日上谕：“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着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张之洞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事情依然未了，有人提议重新修复被八国联军破坏的京师贡院，在朝中讨论时，竟有十之八九的大臣附和。明知科举将废，还要修复贡院，这显然是一种抗拒姿态。 张之洞气急败坏地说：“如此则天下学堂不必办矣，自强永无望矣！”不过，1905年以后的社会气氛，就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政治改革”突然成了主旋律，两部鼓吹，声振云表。张之洞等人精神大振，原以为要用十年时间废除科举，现在看来，有望一步到位。 6月30日，王文韶以年迈“召对跪起艰难”为由，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一块大顽石被搬开了。8月31日，由袁世凯领衔，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盛京将军）、周馥、岑春煊等人联名会奏，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9月2日，朝廷正式宣布： “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着照所请办理。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与有光荣。”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划上句号。社会的反应，波澜不兴。 想象之中，天下士子如丧考妣，呼天抢地，拼死相抗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王文韶亦不得不向事实低头，把“以死力争”悄悄收起。 废除科举，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立宪政体下的官员遴选制度，扫清了障碍。由于张之洞筹划周密，事先已有了学堂取代科举的全盘方案，各学校毕业生，可按成绩给予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廪生等出身奖励。 朝廷确实兑现了承诺。1905年7月，光绪、慈禧召见考试取中的留学生，其中金邦平、唐宝锷给予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张绪、曹汝霖、钱承等给予进士出身，按所学专业以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给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还有些委以知县分省补用。即使做不了官，新闻、工业、农业、商业、法律、军队等行业，条条大路通罗马，读书人不愁没有出路，故得以平安过渡。 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中国能顺利废止科举，就没有什么改革是做不到的了。确实，社会对废除科举竟如此坦然接受，仿佛预示着：好戏在后头。 碧血黄花党人魂 黄兴、赵声回到香港时，已是1911年的1月中旬了。小寒已过，孟春在望。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迎来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后一个春天了。 1月26日，黄兴、赵声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广州起义的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由姚雨平、赵声、胡毅生、陈炯明、胡汉民、李海云、罗炽扬、洪承点分任课长。为安全起见，各部事务，由课长主管，互相之间不相问亦不相告。*初把起义时间定在4月13日，即农历三月十五。 3月初，胡汉民也披着一身风尘，从西贡返回香港。大家在香港的总机关里见面，无不心情振奋，钱终于筹足了，可以准备起义了。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统筹部在海外（主要是日本和西贡）购买了大批军火，以驳壳枪、五响手枪、曲尺枪、炸药居多，分五批运回香港。不过在运**批时，就出了岔子。军火由日本横滨船运至香港，不料负责押运的党人，因担心被香港海关发现，途中竟把所有枪弹统统扔到了海里，统筹部不得不派人另行采购。其他各批军火，基本都安全运到香港，由胡毅生负责偷运入广东。 偷运的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头发公司”，在广州也设立了三家公司，从日本和西贡购来的军火，通过头发公司装运，先后三次成功运入广州。统筹部在香港中环摆花街设立了一个“实行部”，由李应生、李沛基、徐宗汉、黄悲汉负责，专门研制炸弹。后来，实行部移到广州的甘家巷，炸药用颜料罐装运，经溪峡转入广州。有的党人则假扮成新娘，用花轿运送军火。 统筹部决定挑选500名敢死勇士，组成选锋队。但后来不敷调配，增至800人。黄兴给各地的党人发电报：“开学在即请兄速来广太来。”这是起义的召集令。3月底，800多名选锋队员，从各地陆续赶到香港和省城附近集结。 4月8日，统筹部开会，黄兴宣布十路进攻广州的庞大计划。他亲自率领来自南洋和福建的同志攻击两广总督署；赵声率领苏皖同志攻击水师行台；陈炯明率东江同志，负责防截旗界，并占领顺德、大北两城；另外各路分别进攻督练公所、员警署、协署、军械局和电信局等地。另有多名“放火委员”，一俟起事，即在城内四处纵火。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讵料，这天广州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把统筹部的部署打乱了。 4月8日，燕塘举行飞机飞行表演，署理广州将军的副都统孚琦带同全家一齐去观看。表演结束时，已是下午4时许，孚琦乘轿从燕塘返城，路过东门外咨议局附近时，突然有一条大汉从路旁冲出来，一手攀住轿杠，一手持枪，对他连开数枪，孚琦当场殒命。 刺客杀了孚琦后，从容脱掉身上的血衣，朝盘龙里方向走去。一名巡警悄悄地尾随后面。到了永胜街，巡警猛扑上前，把刺客拦腰抱住，两人扭打起来，附近的巡警闻声赶来，一拥而上把刺客擒获。 刺客名叫温生才，广东嘉应人，在广九铁路上做工，无父母兄弟妻子，在南洋加入同盟会。这次他回广州是独行侠，没有与同盟会香港支部联系，也不知道同盟会正在组织一次大起义，自己买了支枪就去暗杀政府大员。原想杀李准，为新军烈士报仇，却错杀了孚琦。审讯时，温生才痛快声称：此次刺杀将军，是为四万万同胞复仇，先刺满人，后杀汉官，现在义务已尽，心殊快乐。审讯官问他有什么同党，他说：十八省都有，以广东*多。 其后李准亲自提审，严刑拷打，但温生才坚不吐实。第二天，两广总督张鸣岐会同右都统、臬司、藩司、巡警道、营务处差，及新成立的高等审判厅厅丞、高等检察厅厅长，在督署二堂，对温生才进行终审。 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生才慨然回答：“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张鸣岐电奏朝廷，将温生才就地正法。4月17日，张鸣岐奉旨升堂宣判，将温生才押至大东门外咨议局，当日行刺地点，枭首示众。温生才大笑着说：“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温生才押赴刑场时，坐在四轮车上的一只箩筐里，由官兵推着。他一路自言自语，谈笑自若，连连爆出粤语省骂“丢那妈”，经过惠爱街时，对路边的人群大呼：“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位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才好！”黄复生、汪精卫暗杀摄政王没判死，温生才杀了孚琦，却被就地正法，而且还采用斩首这种古老的残酷方法。镇压革命党，地方似乎比中央还凶狠。难怪地方大员都反对司法独立了。但烈士的精神却是不会因此而死去，当时上海的报纸写道：“粤语‘丢那妈’三字，经温烈士一呼，而增无上之荣誉。” 温生才事件，令张鸣岐、李准有所警觉，认为这是革命党发难的先声。胡汉民说：“（温生才）其事至壮烈，然省港党部俱不预知，则此成仁取义之举动，转为革命军发动之妨碍；盖革命军一方面于仓猝中不能利用敌人恐怖之机，而敌军一方面转以此加紧戒备也。” 果然，李准马上把同情革命党的防营一营调走了，另调忠于政府的防营二营进城；并计划在5月初解散新军二标，在此之前，所有新军士兵不准请假外出，子弹、刺刀一律收缴。张鸣岐下令全城戒严，清查户口。统筹部在旗界租了九处地点准备届时纵火，已有四处被迫迁出。 由于形势骤变，黄兴和赵声、胡汉民商量以后，决定把起义日期推迟至4月26日。4月23日，黄兴动身到广州布置一切。临行前，他给邓泽如写了一封绝命书： “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项清册，虽细数亦有登记……无论成败，俾共晓然此次之款，涓滴归公。弟等不才，预备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当，负疚殊深。所冀汉族有幸，一举获捷。否则虽寸磔吾躯，亦不足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对诸公耳。绝笔于此，不胜系恋。” 信末盖上两枚血红的印章，一枚刻着“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另一枚刻着“灭此朝食”。 起义总指挥部设在广州司后街小东营，离制台衙门和水师提署只有一箭之地。赵声担任起义总司令，未到广州时，由黄兴代理。而统筹部则仍留在香港。黄兴到广州以后，把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进攻，黄兴率领一路攻两广总督署，调度课课长姚雨平率领一路攻小北门飞来庙，迎接新军入城，编制课课长陈炯明率领一路攻巡警教练所，储运课课长胡毅生率领一路扼守大南门。 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武器。鉴于在日本、安南购买的军火，要27日才能运到，所以黄兴临时决定起义日期再压后一天。胡汉民预定在发难前夜率领香港的党人到广州，这时却突然接获黄兴电报，“省城疫发，儿女切勿回家”，嘱他们暂缓行动，在河南集结的会党队伍，也暂行解散。 4月26日，巡防二营抵达广州，其中三哨占领了观音山。黄兴追记：“广州城内之观音山，犹南京城中之北极阁，居高临下，极占形势，故张（鸣岐）派兵驻此以扼我军。”胡毅生、陈炯明等人都主张变更起义日期，黄兴说：“此日有倡议改期者，然种种机关已备，势难再延，故兄弟及少数同志坚持不可，谓改期无异解散，将来前功尽弃，殊为可惜。” 姚雨平虽然同意按时发动，但要求发给他500支枪械。这时黄兴手头的枪械，充其量只有70几支，其他还装在箱中没开封，哪里变得出500支来。黄兴又怒又恨，打算解散各部，自己以一人死拼李准，以谢海内外同志。原来云集省城的各路帮会弟子，又有300多人被遣散。 这时，黄兴接到消息，说张鸣岐已密令城内军警：一、预备开战；二、城内火警，不准开城赴救；三、大索党人。5月3日以前将挨家挨户搜查。“似此则不特不能改期，且须速发方可自救”。黄兴把大家召集来说：“我个人本来早已下了必死之心，准备为主义而牺牲，我们如果再不发动，也要给保皇党机关，说我们是吹牛了。” 姚雨平说，李准把巡防三营也调到省城来了，这营的哨官十之八九是同盟会员，有把握让他们届时响应。黄兴神情振奋地宣布，起义定于4月27日举行不变。26日晚上，胡汉民在香港终于收到黄兴的电报：“母病稍愈，须购通草来。”这是命令香港的党人全体开赴广州。但这时由香港至广州的*后一班船已经开出。胡汉民一面致电广州，请将日期推后一天，一面派谭人凤在次日早晨乘船到广州报告。 谭人凤到达广州后，因为不知道指挥部的地址，便先找陈炯明，告知香港人马未及赴省，起义须压后一日。陈炯明大吃一惊，让谭人凤赶紧到指挥部报告，他自己则去通知城外的民军。谭人凤来到小东营时，留在指挥部的党人，已经整装待发了。时间是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4时许。 谭人凤传达统筹部的意见，要求改期。黄兴跳起来说：“请你不要乱我军心，我意已决，谁不准再说改期了。”谭人凤说：“既然你一定要今天起事，请你把枪给我，让我和他们一同去。”黄兴大声说： “这是决死队，你年纪老了，还是在后面担任些别的工作吧。”谭人凤也发怒说：“我知道是决死队，他们不怕死，难道我就怕死吗？”黄兴只好给了他一把手枪，谁知谭人凤刚接过枪就扣了扳机，轰的一枪打到墙上。黄兴赶紧把枪夺下，谭人凤这才悻悻然同意留下。 黄兴给每个选锋队员发了一块大饼，一条毛巾和枪械炸弹。朱执信这时刚好来小东营办事，立即把长衫剪去一半，加入选锋队。5时30分，这支170多人的选锋队，有如出柙猛虎，朝两广总督署猛扑过去了。 选锋队出发后，谭人凤又匆匆赶去找陈炯明，想告诉他指挥部决定按期起义。但陈炯明已经出城去了。由于阴差阳错，导致集结在城外的海陆丰党人，没有能够参加起义，黄兴一路陷于孤军作战。 选锋队到了督署门口以后，把白毛巾往臂上一缠，林时爽、何克夫、刘梅卿三名队员吹起螺号，一面猛冲，一面高喊：“我们是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赞成的请举手！”但督署卫队却报以激烈的枪弹。 经过一番激战，选锋队击溃了卫队的阻击，撞开大门，冲入署内。这时张鸣岐已经从图籍所的楼顶钻出瓦面，逃到厚祥街，直奔天平街水师公所而去。黄兴冲进张鸣岐的寝室，想在署内纵火，以号召各方，但找不到引火材料，黄兴把火种扔到张鸣岐的床上，便率众掉头向外冲去。 选锋队刚出督署大门，迎面撞上李准的亲兵大队，一名队员上前高呼：“我们都是汉人，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被对方一枪击中脑门，当场丧命。另外五名队员也中弹倒地，黄兴的右手断了两指，血满袍襟，且战且退。 在东辕门，他们和巡防三营相遇。三营官兵是开进城里策应起义，准备前往水师提督署抓捕李准的，为了行动方便，臂上都没有缠上白毛巾。防营哨兵温楚雄大叫：“兄弟们不要走！”选锋队误以为他们是前来弹压的官兵，不问情由，乱枪扫射，温楚雄身中数弹毙命。大水冲倒龙王庙，结果失去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李准急调巡防二营在东西辕门防守，张鸣岐颁令：一、不准外来船只搭客上岸；二、凡无辫发者，不论是否党人，拿获即杀。选锋队在大南门被军队冲散，大部分党人不是当场丧生，就是突围时被俘。 赵声、胡汉民在那天晚上才到达广州。从轮船登岸时，起义已经失败了，城门紧闭，到处是军警，戒备森严，他们好不容易躲过警察的盘查，住进酒店。胡汉民记述：“余等以日本语私商，共以手无寸铁，求死无术，不宜久留落贼手，遂登港夜船。船中已有警官稽查，惟视余辈乃似外省官眷之避乱者，乃不甚留难。船久之乃启行，在船中犹勉自镇慑……痛定思痛，惟有相对痛哭耳。” 当时美国驻广州领事写的备忘录，记载了广州市面的情形：“事变后，张督即采取*严厉的政策以对付革命党人，曾下令捕捉街上任何没有辫子、形迹可疑的人，但这法令宣布后，不得不即行收回，因为在广州剪去辫子的人比其他各地要多得多，许多年青官员、学生与效忠清政府的人，都仿效西方发装，剪掉辫子。军警四处搜查民房，趁机勒索财物，民间顿成为一片恐怖世界。” 第二天，黄兴也逃回香港。在这次惨烈的起义中，死难党人不计其数。除两名妇女和一名年纪太小的党人外，其他一律处死。不少被捕党人，被官兵用七寸铁钉从脑门钉入，一钉致命，尸体抛入珠江。而混战中死难的党人和一部分被枪决的党人，尸体丢弃在咨议局前的池塘里，无人收殓。 “守真阁”裱画店的老板潘达微，一位天生侠义肝肠的同盟会员，不避风险，东奔西走，恳求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出面和官府交涉代为安葬。善堂是由士绅、邑人主持的慈善机构，其功能以施棺、赠药、平粜、赡老恤嫠、扶养废疾为主。经过一番据理力争，官府勉强同意把所有遗骸葬在平时掩埋处死犯人和无主尸的臭岗上。 潘达微于心不忍，又请广州豪绅、时任清乡督办的江孔殷出面，向官府疏通，允为烈士另觅墓地。得广仁善堂慨然让出红花岗空地一块，用以安葬死难义士。红花岗位于沙河马路旁，空旷通达。由善堂雇工，连夜赶挖墓坑，在一片凄凄风雨之中，棺殓遗骸七十二具。当时有一班乞丐自告奋勇，前来协助掩埋烈士，完工后分文不收，掉头而去，令潘达微无限感慨。 掩埋烈士后，潘达微写了《咨议局前录新鬼，红花岗上党人碑》一文，以作纪念。又画秋菊图，题“碧血黄花”四字。他蓦然觉得，傲霜菊花（黄花），恰似烈士的侠义精神，“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于是，他大笔一挥，把文章中的红花岗，统统改称黄花岗。 这次失败，同盟会精英损失殆尽，元气大伤。有的报纸误传胡汉民已死，汪精卫在北京狱中闻讯，不禁痛哭失声：“如何两人血，不作一时流！”黄兴在一年后追记：“此役之失败，至是完毕。统计百二十人中，存者无多。而所亡者皆吾党之精华，推原其故，均由兴一人之罪。盖兴当日若不坚持迅发，则陈、姚不得愆期，又何致以孤军无援，陷入重地，死我英俊如此之多。”他在悲痛之余，曾一度想效法汪精卫，实行个人暗杀，狙击张鸣岐、李准二人。但谭人凤和海外同志，纷纷邮电力阻，而广州又戒备森严，一时难以下手，黄兴无奈，“乃淹留香港，日伺机会”。 赵声愤不欲生，每天狂饮烂醉，悲歌当哭，5月6日突然口吐紫血，经诊断为盲肠炎，延至5月22日午后，病情急剧恶化，他强支病体，写下一首绝命诗： 临危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杀那。再见却是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写毕，长叹一声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