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2020版)/史景迁作品

代译序　　李孝悌　　以我自己的了解，过去三十多年，美国学者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中，表现*突出的要算是中国近代社会史了。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定个别学者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或其他领域中的贡献。我们说西方学者在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突出的成绩，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学者自己过去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或者完全空白，或者虽有著述，却乏善可陈。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学者的社会史研究，原本就容易收开疆拓土之功，并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再加上论证精密，分析细致，几十年累积下来，在实证研究和理论创建方面，累积了可观的成果，也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领会。　　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中国社会的性质、民众叛乱、民间宗教、基层组织及地方社会。史景迁教授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一本《王氏之死》，在类别上可以归到地方社会这一项，但在风格和取径上却和其他的研究大不相同。后面这一类学者，像孔飞力（PhilipKuh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或杜赞奇（PrasenjitDuara），着重在资料的分析和理论的建立，走的是标准的学院派厚重的经典著述传统。本书作者则一向偏重于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这一点，在《王氏之死》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本书的重要依据。这一类资料，在中国史研究中再普通不过，我们大多数以中文为母语的史学家信手翻过，不费吹灰之力，却从不曾在这些看似因循呆板的资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作文章的质材。黄六鸿的《福惠全书》，对细节的记叙有超乎一般官箴的异常兴趣，但如果用在我们只看到事实却看不到故事的学者手中，恐怕也就平白糟蹋掉了。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聊斋志异》，属于虚构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在二三十年前的美国汉学界，曾引起一些争议。但从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并冶一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　　我们有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区域和地方社会的研究，在看完了一串串真实的数字、图表统计和长篇累牍的征引文字后，却依然对被研究的社会、人民一无所知。史景迁教授使用的资料，看似简单、平常，但通过他奇幻的叙事和文字，郯城这个三百多年前中国北方的一所穷苦的聚落，却以那样鲜明强烈的形象逼近眼前，久久挥拭不去。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668年的那场地震，如何极具象征性地将我们带进郯城的历史。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　　我还记得，妇人王氏如何经由几条可能的路线，和不知名的男子逃离郯城，*后又屈辱地回到归昌老家的三官庙里，再被她一度遗弃的丈夫带回那间四望萧然的林前小屋。我永远无法忘掉*后那一幕，王氏穿着软底红布睡鞋，躺在被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王氏短暂的一生和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不幸与喧扰，虽然就此落幕，却在后世读者的心中，留下永难磨灭的记录。　　在将原文还原的过程中，我们根据资料，在几个地方做了些微的更动。史景迁、金安平教授夫妇和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的邹秀宝小姐，协助我们查证部分译文，并取得1673年版的《郯城县志》影印本，谨此致谢。　　另外，就本书的翻译体例，特予以说明如下：作者引用原籍文句处，短则以原文呈现，长则以白话译出，以利读者阅读，原文则另置于书末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