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歌远行: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获奖作品集

《野蜂飞舞》节选 第六章　童子军 那一年，我们家里有四个人同时加入了童子军：哥、姐、沈天路和我。他们三个是中学部，我在小学部，但是我们的制服都一样。沈天路个子小，中学生制服穿在身上，裤管挽起两道，衣服下摆一直包住屁股，怎么看怎么觉得这身衣服是借来的。我跟他恰好相反，个头太高，又太瘦，穿一套小学生制服，吊胳膊吊腿，又哐里哐啷，竹竿人一样，尤其冬日清早上学，寒风飕飕地灌进衣襟，前胸后背冻成了冰块，真不好受。我娘看不过去，帮我把上衣缝出一个腰身，裤腰也收紧了几寸，才算像个样子。即便这样，有一次重庆来了官员视察学校，我们穿着制服，手拿一根童子军棍在校门口列队欢迎，被我姐路过看见了。姐回家告诉我娘：“黄橙子那小腰，一棍子都能打成两截，她还站岗放哨！”
我*讨厌我姐这种鄙视别人的口吻。瘦一点怎么啦？行军操练唱军歌，我不是一样也没拉下吗？
童子军要求“日行一善”，有段时间我们每天走在路上都是目光炯炯东张西望，渴望路边看见一个瞎子或者跛子，好让我们有机会上去馋扶他们，或者讨一杯水给他们喝。但是在行善这件事上，小学生无论如何争不过中学生。比如我姐她们在学校里，能够集中起来为前线战士做一点针线活，缝个烟荷包啦，织双线手套啦，用麻布编草鞋啦，花头很多，可是没人肯教我们小学生做这些事。有一次听说华西医院住进来一批前线伤兵，坝上的学生几乎倾巢而出，拥到医院要帮忙，结果护士长把我们小学生全部赶出门，把见了血便会尖叫的女中学生也赶出门，只留下我哥在内的十来个男学生，帮忙倒污水桶，洗绷带，搀扶伤兵上厕所什么的。那几天，我哥看够了医院里人间地狱一般的悲惨情景，每天回家都吃不下饭，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过一场。他赌咒发誓，长到十八岁就参军打仗去，不消灭日本鬼子决不踏进家门一步。
行善不容易，不容易的事情我偏要做得好。我发现离家不远处有一口水井，每天都有小脚老太们上井打水。石板地滑，水桶沉，老太太们颤颤巍巍拎水走路的样子让人提着心。有一天我起个大早，守在水井边，每见到一个拎水的老太太，就抢着上前帮忙。可是很奇怪，老太太们约好了似的集体拒绝我，我抢水桶，她们左躲右闪，水溅出来，彼此都湿了鞋袜。老太太就啧啧叹息说：“心领了嘛，提水要不得，你看看你，小可怜儿，麻秆儿细的膀子，啷个提得起，遭你妈晓得了，要心痛死。”
我真不认为我娘会哭死，我娘有五个儿女呢，没了我，还有我哥我姐我弟我妹呢。只不过我四处“行善”而不能，很受挫折，每回童子军开会，要汇报一周行迹时，我都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藏身。
范舒文*懂我，她提醒说：“其实帮你娘做事也是可以的。”
我说这个应该不算，自家人帮助自家人，不叫行善，叫责任。
范舒文说：“世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都应该得到帮助。”
嗯，这么一说，好像也挺有道理。我开始勤快地帮我娘做家务：洗碗，扫地，生炉子，烤弟弟的尿布，去集市背米。有时候我会清洁榴园的走廊和楼梯：拎一个水桶，拿一条抹布，楼上楼下转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