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伯的新教理论

　　《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　　当然，理性化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自我的权力”（self's power）的障碍，因为清教徒的例子不过是表明了它作为权力之工具的作用，一种操纵自然、经济、政治与得救的手段和形式。但是它的性质和它的制度化却使它操纵了现代世界，韦伯认为，社会需要的是既能利用又能控制它的人，而不是被它操纵的人。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很可能会彻底支配自我与社会，剥夺自我与社会的任何想象力，自我与社会只有被迫就范。然而，西方的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同一、有序的清教主义自我的意外创造，其精神曾经提供了一种气质，使那些获得权能的个人为了神圣的任务而把这个世界理性化。但是，理性化的创造物现在却控制了它们的创造者。理性为统治世界提供了保证，但又反过来统治了自我，按照自我本身的要求，通过物质需要和社会秩序的压力塑造自我，不断侵蚀和排除原先曾容许自我进行革新并授予自我权能的那些前提。　　理性化的进展所造成的对自我的除能，削弱了西方勇敢面对政治与社会斗争的能力。这个问题对于德国来说尤其现实，因为韦伯确信，无论是权力意志还是以往的领导阶级和未来潜在的领导阶级为了统治而“树立”的自我塑造与锤炼的范式，都不再能被指望产生独立的自我。他希望的是创造一种行为准则，以使自我能够控制那些正在制造唯命是从、俯首帖耳的自我的制度。因此，他对官僚制进行实践批判的同时，也对正在制造官僚化个人的社会进行了文化批判。　　“自我的权力”概念在韦伯的著作中并不是个明确的概念，富有革新精神的权力始终都是带着“职业人”“西方人格…’卡理斯玛领袖”的特性出场的。在《经济与社会》中倒是出现了权力的概念，但也并不具有核心作用，而是被界定为“某人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即使遭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概率，无论这种概率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实际上，由于韦伯认为权力概念“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没有固定界限”，因而即使谈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他也宁愿使用“支配”概念去描述权力关系，因为它更加精确，尽管它是比较狭义地指称“一项命令得到服从的概率”。但是韦伯又说：“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个人素质，以及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条件组合，都可能使某人处于在既定情境下贯彻自己意志的地位上。”这就说得比较宽泛，也更加接近尼采的自我权力概念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内在品质才能使一个人获得权力，这些品质如何才能产生，以及对于旨在条理化、理性化地控制世界的行动应当给予什么样的鼓励。　　对韦伯来说，自我的权力并不只是执行命令能力的持久性或持续性问题，那是一些他认为与过去的路德主义天职和当代德国文化有关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克服阻力的能力以及吸引追随者的能力，乃是自我的权力*为关键的方面，韦伯认为这些性质同加尔文主义的天职和以前的清教民族有关。这种权力类型把他论述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计划与对付合理性、控制现代政治的主张联系了起来。福柯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想要做出理性的表现，按照真正的原则约束自己的行动，那么应当摈弃自我中的哪一部分呢？禁欲主义的理智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人们应当服从什么样的禁欲主义呢？”但是，福柯错误地归纳了韦伯的目的，因为，虽然韦伯分析了使得清教徒能够把世界理性化的那种自我摈弃，虽然他试图详细说明自我应予服从的那种禁欲主义，但他并不赞同服从于被抽象理解的理智或理性，或者说，他赞同的是为了权力的需要而控制理性化本身——既要服从理性化的要求，又要破除它的能量，以实现经过改造的自我的终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