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一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作《春秋》，首先，是时代变化的反映。司马迁对于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有着深刻的认识，即如“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周道衰废”“周失其道”，这也是他在《史记》中所再三致意的。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对这一时代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解说：“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他讲到了王室的衰微，纲纪的坏乱，礼义的废弃，诸侯的专政，并重点指出了齐、晋、秦、楚四国霸权的转移。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局面，司马迁指出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悼礼废乐崩”，这里的“闵”与“悼”字，反映出孔子对于时代的关注与担忧。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指出“周失其道而《春秋》作”。司马迁的这些认识，与孟子所讲“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有相通之处，都道出了孔子作《春秋》的时代原因。　　其次，是孔子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瞿林东先生指出：“中国史学家对史学工作历来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这种崇高的责任感不止表现为对历史的重视，还表现为对现实的关注。”司马迁是体察到孔子对于现实的关注及其内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唯其如此，他在指出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政治悲剧命运后，再三强调孔子作《春秋》。在司马迁看来，孔子虽然多次感叹“吾道穷矣”“吾道不行矣”，但从未改变信念，始终锲而不舍，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作《春秋》，其中自然包含着“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欲以立言“自见于后世”的感慨，但更为重要的是寄托自己的治世理想，为后世立法，即司马迁多次指出的“明王道”“以当王法”“以为天下仪表”“以达王事”等。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所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曾引用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对此，唐人司马贞指出：“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清人王先谦认为：“谓空言义理以教人，不如附见诸侯大夫僭逆之行事。垂诫尤切。”结合前人所论，可以认为，孔子是从经世的角度作《春秋》的，而司马迁也正是从以史经世的角度来认识孔子作《春秋》的。　　其二，关于《春秋》的编撰。　　根据《史记》所述，司马迁关于《春秋》编撰的认识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春秋》的编次与断限。按《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以及《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所作《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这里，司马迁指出了《春秋》的编次与断限，即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之时，以鲁国十二公即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为序编年记事，而且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　　二是《春秋》的取材。司马迁多次提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因史记作《春秋》”等，这实际上说明了《春秋》的取材所自。在司马迁看来，西周王室的文献、各诸侯国的史记及其旧日的传闻等都在孔子参阅之列。在博览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孔子“去其烦重”，以鲁国史记（即《鲁春秋》）为主作《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