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书随笔集读史与治史

我出生的那个东北的小镇——那吉镇，尽管很小，尽管根本没有华北地区古城旧城常见的城墙和城壕，但它也确实可以说是个小城。
这里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属下的一个县级政权官府衙门的所在地，当时也是这样，但不能叫县城。在内蒙古，相当于县这一级的政区设置，叫“旗”。
内地长大的人，初听“旗”这个名称，或许会觉得怪怪的；我小的时候，则觉得土土的，还觉得自己生长的这个地方，不仅离北京太远，而且靠近边境，离蒙古国和“苏修”（指“修正主义”的苏联）又都太近。
长大以后读研究生，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约略明白，我家所在的这个“旗”，跟什么“满洲八旗”、“八旗子弟”那个“旗”，是具有密切关联的，因而是一种其来有自的社会组织，还和大清的帝室联系到了一起，实际没那么土。再看古文字的“中”字，是写成一个带有旗斿的字形——，显示出它是一种特别的旗帜，这更一下子把我家乡那个“旗”同皇皇“中国”联系到了一起。特别是近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书《保训》，里面还有借“中”与还“中”的记载，学者们由具体的旗帜或旗杆出发，进而阐释其微言大义，由旗杆而标杆、表柱，再由标杆、表柱而地中、域中，而中道、中庸，越来越形而上——也就是越来越高大上，这样，现在提起我家乡那个“旗”，竟还有了那么几分自豪的感觉。
但这个“旗”的治所，毕竟只是一个很小的边陲小镇。
像点儿样的街道，只有一条，叫“正街”，当地发音，为“zhènggāi”。就像把“大街”说成“dàgāi”，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这条正街大体上是南北向延伸的。就像关内华北地区常见的县城一样，有这样的南北向大街，就会有一条东西向的横街，与之交叉，作为全城的交通中枢。
我出生时，家的后面，就紧贴着这条横街；更清楚些讲，我家是在这条横街的南面。现在已经记不清这条东西向的街道叫什么名称了，不妨就把它称作“横街”。
那是一排“平房”。
我们那里所说的“平房”，其实是有一个平缓的券顶，屋面没有铺瓦，也没有苫草，只是抹上一层泥。下大雨，尤其是连阴雨的时候，往往屋子就会漏水。这样的屋顶，每年至少要重抹一次泥上去。虽说是租住公家的房子，可我记得，爸爸还是要常常自己抹房顶，这大概是做临时性的修补。爸爸往房顶抹泥的时候，我和哥哥就当小工，打下手。
这是当地商业局职工的宿舍。一排连着的平房，总共好像有八家人，四个房门。每一个房门里面住有两户人家，分住东屋、西屋。中间，是两家互通的厨房。各自做什么饭，是闻得着、也看得见的。
我家住东屋，西屋是这一排房子*西边的一家，记得住的是商业局一位姓宋的局长。
不管东屋或是西屋，里面都是一样的布局：南面一铺炕，北面也是一铺炕。南面的叫“南炕”，北面那铺炕，当然就叫“北炕”。
概括起来，东、西屋和南、北炕，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
我、哥哥和弟弟，同奶奶一起，住在南炕，爸爸和妈妈住在北炕。晚上睡觉时，北炕顺着炕沿外缘，展开一道悬挂的布帘，称作“幔子”。
比我家这排宿舍高档一些的政府公租房，是东面隔开一条小街道的“官舍”及其附属设施（比如令我非常羡慕的幼儿园）。“官舍”这个词，大概是源自日语。里面住的，是当地政府*高长官、也就是旗长这个级别的干部。
过了“官舍”再往东，就是那条南北向的正街。正街的东侧那边，便是爸爸的工作单位商业局。不过爸爸有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哥哥告诉我，那是爸爸在公安局工作时拍摄的，哥还见过爸爸的手枪。大概这段工作时间很短，我从来没听爸爸讲过。
小城*大的商贸中心，就在我家后面那条横街的道北，名称叫“百货商店”，我妈妈在管“百货商店”的“百货公司”工作过挺长一段时间，百货公司好像毗邻商业局，在它的南面。
百货商店的东面，隔着正街，是旗医院；再往北，是“旗委”和“人委”。“旗委”应该是旗党委；“人委”是什么，小时候不懂，现在也不大明白，大概是“旗人民委员会”的略称，这是现政权在开国之初给各地政府衙署定立的名称。人民共和国，拆分开来，就是各个级别的人民委员会，这是必须的。
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那吉镇虽然是一个边陲小镇，可我的家，却是位于这个小镇的中心（正街和横街相交叉的那个十字路口）附近，这差不多也是小镇里*繁华的地方。
这个小镇的商贸服务性场所，正街街东，在商业局和百货公司的南侧，还有一家副食品商店，一家“食堂”，也就是饭馆子；正街街西，在百货商店北侧，还另有一家“食堂”。我们把这两家“食堂”分别称作“南头食堂”和“北头食堂”。其他还有修钟表的、理发的、澡堂子等等，都在这条正街上，
去“食堂”吃饭的经历，一次也没有。那时，人们通常是没钱下馆子的，小孩子更没那个可能。但我有时会跟着哥哥去食堂里“捡瓶子”，就是站在“食堂”里看人吃饭，等酒瓶喝空后，捡下来卖钱。记得普通白酒瓶子便宜，能卖两三分钱；啤酒瓶子贵，五分一个。
同样的命名方式，还见于小学。正街街东快接近小镇南缘的地方，是“南头小学”；正街街西，靠近小镇北缘的地方，是“北头小学”。
“南头小学”正式的名称叫“实验小学”，我就是在这里发蒙的。高年级的教室很高级，有走廊，教室和走廊之间有很明亮的窗子，镶的是整块的大玻璃。在学校附近，好像有新华书店。
“北头小学”*初的名称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但后来我家搬家到小镇的北部，转入这所小学时，它用的是一个很革命的校名——东方红小学。这应该是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在这里读到小学*后一年、也就是五年级的前半时间。
横街向东穿过正街以后，没多远，就到“东山”了。这山虽然很低矮，可山脚下就是小镇的边缘。几乎是正冲着横街，在山顶上建有一个“防火楼”——其实只是一个高大的木架子，它的功用，是风力一大（也许只是在春季等特定时节），就挂出一面旗帜，叫“防火旗”，用以警告居民，不能烧火做饭。
我家当然是在正街以西。横街向西穿过正街以后，就走到了我家的房后。过了我家这排房子，再向西，就要通过这个小镇的另一条主要街道——南北向的“背街”（当然也要读作bèigāi）。过了背街，正对着横街，就是当地“利伯维尔场”的东门。
所谓“利伯维尔场”，主要供附近农民来卖菜卖瓜卖水果，卖肉卖鱼卖鸡蛋，当然也有生猪活禽，其中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是野鸡野鸭子。摊位，就分布在横穿市场的横街南北两侧；有的，就是老乡赶来的大车。稍离开横街一点儿，在摊位的后边，是有建筑的固定铺面及其库房，这一般应该是附近农村生产队的，属于“集体”财产。
我说自己家住在小镇*繁华的地方，除了背靠那个著名的百货商店，还有紧邻这处“利伯维尔场”。由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是把它简称为“市场”。
过了市场再往西，就到了河边。这是一条小河，叫阿伦河，它是松花江右岸支流嫩江右岸的一条支流。所以，当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的时候，是有特殊情感的。
因为紧邻着小镇中心，在这一河段的东岸，是有河堤的，当地称之为“大坝”。这是小镇西缘的标志。
我经常上了大坝往北走，那边住着家里一个亲戚，男主人姓万，我叫大姑父。老万家大姑、大姑父有几个比我大得多的哥哥，女孩儿则比我小。在我的记忆里，万家大哥身高体壮，胆子也大，很能做事儿；二哥则心灵手巧，长得也很英俊。
在背街上，有几处重要的设置。
一处是豆腐房，是做豆腐的。我稍有力气能干动活儿的时候，就常常在早晨去那里“挑豆浆”。就是把人家做豆腐剩余的废水，舀到水桶里去，再挑回家中，用它来喂猪。
另外还有一处“大车店”。它有点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汽车旅馆，不过住店的没汽车，而是赶着或骡子或马拉的“大车”入住的。东北大车店的铺位，通常都是一铺很长的大炕。想想一大羣马车夫在炕上喝酒抽烟还连带着“耍钱”（也就是赌博）的情景，那是很有“关东风”的。
大车店吸引我和小伙伴的不是这样的风景，而是喂马的“豆饼”。“豆饼”是一块直径一米上下的大饼，厚度好像是在三五公分左右。它是由榨油过后的黄豆渣（东北土话，把大豆称作黄豆）压制而成，金灿灿、黄澄澄的。喂马，要有草有料，在东北，这“料”指的主要就是豆饼。
马料用豆饼，看重的是它的蛋白质，这和我家喂猪“挑豆浆”，是同样的道理。这蛋白质对人也很重要，肚子里油水太少，所以，小伙伴们就经常去偷吃豆饼。豆饼压制的很紧密，拿削铅笔的小刀，刮下来一点儿很不容易，但确实很香。小伙伴们还互相告诫：千万别多吃，吃多了胀肚，会出事儿的。其实偷偷摸摸的事儿，哪有机会能多吃两口。
豆腐房和大车店都在我家的南边，当然也是在横街的南侧。这条背街越过横街之后向北走，我印象当中，没什么特别的设置。*北边儿，是一片小树林，阴森森的。到这儿，就算出城了。
正街的南端，离我上的小学实验小学不是很远。记得离开小镇的正街之后，外出的公路，是斜向西南，穿过阿伦河，逐渐远去的。
在正街的北侧，也就是横街以北，路西，离开十字路口有一段距离，是银行。因为爸爸后来去银行当了行长，我对这个地方印象就深一些。正街的北端，出了小镇之后，其东有很大一片果园。
哥哥从小就胆子大，常和同伙去那里偷沙果。在我再三恳求下，带我去了一次。结果很不妙，我们通过自己带去的“跳板”（一块长条木板）通过环绕果园的壕沟，刚进到里面，看果园的人就带着老洋炮（鸟铳式的火枪）冲了过来，而我由于动作笨拙又胆小，吓得直哆嗦，在逃跑时竟掉到了壕沟里。不仅把我弄出来很费事，更让哥哥觉得很没面子，就再也不带我去做这种冒险的事儿了。
大概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在这片果园的南面，盖了新房子。我家就搬到了这里。买料，雇人，自己也动手做了很多辅助性的活儿。
这是一种东北常见的三间房，东、西屋，都是自己一家的了。还有，这房子是起脊的“草房”，也就是用苫草覆盖屋顶的房子。虽然有一小段石头的地基和砖砌的窗台，但墙都是土坯的。
房前屋后还有很大很大两大片菜地（原来住的房子也有菜地，但很小）。地太大，能种的菜都种了（连西瓜、香瓜都有），多得菜吃不了，就又种了很多土豆，很多苞米（玉米），很多沙果树，还有很多中药材，生地、大黄什么的。菜地周围有“障子”（类似所谓篱笆墙）环绕。障子是用柞木杆做的，一遇连雨天，一圈障子上长出的木耳，可以让全家吃两顿。想想就明白这菜地有多大了。
这时，哥哥已经过继给姨母，去了哈尔滨。种地的活儿，就是爸爸和我干。种菜是比种大地费事的，而且我在小学就下乡干过农活。因为这番经历，长大后我一直觉得，一个农夫做的农活，不一定比我小时候干的活计更辛苦多少。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小城那吉镇。在小学五年级离开这个小镇之后，我一次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