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二十世纪流行经典非常正义/二十世纪流行经典丛书

我叫塞巴斯蒂安??拉德，尽管我是位大名鼎鼎的街头律师，但在大型广告牌、公交站头，你都看不到我的名字；翻开黄页目录，我的名字也不会向你迎面扑来。尽管我常常上电视，但我从不交一分钱“出镜费”。我的名字同样不在任何电话号码簿里。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办公室。我随身带着把枪，那可是合法的，因为我的姓名和面孔容易吸引那些同样带枪，而且对开枪不计后果的人士。我一个人住，通常也是一个人睡，我没有足够耐心和理解力维持友谊。法律就是我的生命——它总在消磨、偶尔会满足我的人生。曾经有位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的名人，给法律起了个非常著名的外号叫“充满嫉妒的情妇”，但我不会那么称呼我的职业。对我而言，法律倒像是个“悍妇”，时刻控制着我的钱包。我已无路可逃。 这些日子，我发现自己晚上都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里，而且每个礼拜都换一家。我不是在省钱；其实，我是在逃命。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想杀我，其中一些人公然叫嚣要杀我。在法学院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某天我会为某个极端凶残案件的被告人辩护，甚至一些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相关市民，居然也会冲动地拿起枪支，威胁要杀掉被告人，杀掉他的律师，乃至杀掉主审法官。 不过，我不是**次受到威胁。十年前，当我不知不觉滑入到“流氓律师”这一法律分支后，受威胁就成了我不可避免的家常便饭。当时，我法学院刚毕业，饭碗十分难找。我无奈地在市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里找了份兼职工作。从那里起步，我又转到一家小型、不赚钱的刑事案件律所。过了几年，那家律师事务所被炸飞后，我于是成了一名法律个体户，在大街上和一大批和我有着同样身份的人士，抢点小钱，混口饭吃。 有一起案件，让我成了焦点。严格意义上讲，我不能说是它让我成了名。试想，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一个律师怎么会成得了名呢？很多当地的“律师混混”他们一面在广告牌上冲你微笑，一面暗地里诅咒，盼望你早日破产；他们在电视里神气活现地做广告，似乎真的很关心你的遭遇，而实际上，他们是付了钱，在荧屏上自吹自擂而已。我可不会那样做。 廉价汽车旅馆每周结一次账。我目前正在一个惨淡落后的乡下小镇麦罗打官司。这里离我居住的都市，有两小时车程。我的委托人是个十八岁的脑残辍学生。尽管我对杀人案见多识广，但他被指控杀害两个小女孩的手法，是我平生听过*残忍的案例。我的委托人通常都是有罪的，因此，我并不会花很多时间扼腕纠结于他们是否罪有应得。但在本案上，贾迪的确是无辜的——可这已经无所谓，无关紧要了。麦罗小镇这些日子里的头等大事，就是让贾迪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好叫整个镇上的人们宽下心来，大家的生活得以继续。往哪继续？见鬼了，我怎么会知道？好在我也不在乎。这个地方已经持续倒退了五十年，错判一起案子，对他们来说，丝毫也不能阻挡历史的进程。我读到并听到过麦罗小镇需要“划上一个句号”。管它是什么意思，反正大家都在说。但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一旦给贾迪打了毒针，小镇就会立即旧貌换新，蓬勃发展，并且变得更加宽容。 我的工作涉及多层面，错综复杂；同时，却也是相当简单。州政府支付我工资，让我为死刑嫌疑犯做出一流的刑事辩护。这需要我在没人认真聆听的法院里，天翻地覆，拼足老命地进行斗争。贾迪被捕的那天，基本就算是被定罪了。对他的审判，也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那些傻头傻脑却又孤注一掷的警察们，不断抛出指控，伪造了一个又一个罪证。检察官当然完全明白，但他毫无斗志，一心只想着明年得到连任。法官在打瞌睡。陪审团基本都是一群善良而单纯的人们，在审判过程中，睁圆着双眼，随时愿意相信他们那骄傲的政府机构，在证人席上不停抛出的连篇谎言。 麦罗镇自己也有一些廉价的汽车旅馆，可是我不能住进那些地方。我会被上私刑，被剥皮，或被架起来烧烤。要么算我走运，会被狙击手一枪击中眉心，让我瞬时间一了百了。虽然整个审判期间，州警察确实给我提供了保护，但我明显感觉得到，这些伙计们好像并没有完全进入角色。他们看我的眼神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就是个长头发的流氓狂热分子，病态到愿意为摧残儿童的杀手以及类似犯罪分子的权利而斗争。 我此刻居住的汽车旅馆叫“汉普顿小旅舍”，距离麦罗开车二十五分钟。每晚六十美金的费用，州政府会给我报销的。隔壁住着“搭档”，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他身穿黑西装，带着我东奔西走。“搭档”是我的司机、保镖、倾诉对象、法务助理、勤务，也是我唯一的朋友。当年，陪审团裁定他杀害便衣缉毒警官的罪名不成立，我因此赢得了他的忠诚。当我们手挽手走出法庭，从此便形影不离。起码有两次，警察下班后想要杀了他。还有一次，他们来找过我。 我俩依然站着走着。或者应当说，我俩依然蹲着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