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述闻:名人故居

杨椒山祠与公车上书 徐定茂 达智桥胡同12号院名为松筠庵，亦名杨椒山祠。这里曾是明代著名谏臣、一代忠烈杨继盛的故居。 达智桥胡同在现西城区的西南部，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校场五条。其实早期这里就是一条河道，河的交汇处有一座小桥。由于清初时这里有兵营驻扎，故附近居民称之为鞑子桥。再后来人口渐多，于是将河沟填平，逐渐发展成了胡同，即又叫作鞑子桥胡同，直至民国时期被更名为达智桥。随着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此地才正式定名为达智桥胡同。 达智桥胡同12号院是杨继盛的故居。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正德十一年（1516）生，直隶容城人。自幼丧母，少时常借放牛的机会站在学堂窗外认真听讲，后进入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学习。考中进士后被分配到南京吏部，为六品主事，后为兵部员外郎。在此期间因写了《请罢马市疏》受贬职处分。不久后因密谋开“马市”的大将军败亡，嘉靖皇帝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诏令复官。先提升为知县，一个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再升刑部员外郎。随后入京到兵部武选司任职。然而杨继盛到职后不久，斋戒了三天，随后又写成《请诛贼臣疏》，“臣孤直罪杨继盛，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来弹劾内阁首辅严嵩。不久便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遭严刑毒打。待嘉靖皇帝批下“秋后处决”后，杨继盛的妻子张氏“伏阙上书”，提出“倘以重罪，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然而这封奏折也被严嵩私自扣留了下来。 杨继盛临终前留下名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时年39岁。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即杨继盛死后七年，在《明史》中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被列为六大奸臣之一的严嵩终于倒台。 隆庆元年（1567），即杨继盛死后十二年，穆宗登基，抚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 至清，人们依旧对杨继盛的忠烈十分景仰。先是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对其故居进行多次整修与扩建，整修后的寓宅内大堂改为祭祀他的祠堂，名为“景贤堂”。祠堂坐南朝北，前有山门，门额题有“杨椒山先生故宅”七字。东北角门嵌“松筠庵”三字石额。园中有他的书房和手植古槐，整座院落低洼。嘉庆二年（1797），在“景贤堂”内置杨继盛古衣冠彩塑像一尊，代替了原画像。道光二十七年（1847）松筠庵住持募捐修整，主要扩建了当年杨继盛书写弹劾严嵩奏疏的书房，成为容纳百人以上的大堂，称为“谏草堂”。次年，又在祠之西南隅建“谏草亭”。 在修缮的同时，还先后镌刻了多方碑碣刻石。一方面纪事，同时也在字里行间表达了人们对杨继盛的景仰和深切怀念。例如清嘉庆二年（1797）胡季堂撰一文、刘墉书丹“杨忠愍公塑像纪事碑”；光绪十三年（1887）李鸿藻摹刻卧碑二石“杨忠愍公手，书遗嘱”并附题跋；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万撰文、胡景桂书丹“重修景贤堂记”等。 这里由于是一代忠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所以日后亦被士大夫们敬慕，他们经常在此聚会、议论时局。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公车上书就与这里有关。 公车上书起因是《马关条约》。当时由于高丽发生了内乱，中、日两国纷纷派出了部队进入朝鲜半岛。中国国内上上下下并不把小小的日本放在眼里，以翁同稣为代表的大多官员都主张开战，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打败只有弹丸之地的日本。那时候的光绪皇帝在慈禧皇太后的照顾下登基亲政，一时间也被大清朝的虚假繁荣误导，国家十几年来既无内忧亦无外患，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洋务运动，也算是呈现出一幅太平景象，所以皇上也是坚决主战。他原本在内心里期待着能够像祖先康熙大帝那样御驾亲征，打退日本而建功立业，树立起自己的威严来。然而，结果是甲午战争的爆发再次使清政府的内部陷入了混乱之中。强大的中国海军在黄海败于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紧接着就是陆军连续溃逃，败得一塌糊涂。光绪皇帝重建中国辉煌的梦想随着战败而烟消云散了。 李鸿章不得不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白银……事情的发展给了国人强烈的刺激。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这时又恰逢各省的举子前来北京参加会考，得知消息后群情激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述：“（康有为）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 梁启超所说的“乃上万言书”是指康有为就此起草的一份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书中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康有为在万言书里写道：“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