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境界:中西传播思想的分野与对话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境界：中西传播思想的分野与对话》：　　**节 华夏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德国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派学者格雷布尔认为，两个文化区域的距离无论是互相邻近，或远隔几个大洋，都不能妨碍跨文化传播，因为有神秘的“文化波”（cultural wave）存在。也许这种神秘的“文化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分割开的不同文化可能会由于人对物质和富裕生活的需求而开始文化间的互动，每一次商品交换都会增加商品成本，降低可能的利润，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其他文化的存在，当然也导致了对其他文化的许多错误认识。“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的贸易更加频繁，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也增加了人们对于远方的陌生人的恐惧。　　费正清曾经说：“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论上的要求付诸实践。”纵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的对外传播，时常出现理论与现实相互矛盾的现象，尤其在中国传统主义观念和优越感的支配下，中国与域外诸国的交往，往往片面渲染中国主导地位和外国臣服姿态，忽视双方真实态度和实际情况，这一现象在明朝表现得尤为明显。本章将利用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对郑和下西洋以及背后的朝贡贸易体系来加以分析。　　一、重要概念界定　　本章主要借鉴华夏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模式探究明朝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当时的朝贡贸易下的双向跨文化传播机制。跨文化传播是探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它代表的是一种过程：文化形式穿越时间与空间而移动，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中，这些文化和其他的文化形式与环境产生互动，彼此影响，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并改变了文化环境。而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便是在明朝时期进行的一次巨大的海上航行，船队沿途经过多个国家并与当地的政府人民进行了密切的交流，*后进行了双方礼品的交换，是自宋代以后衍生出的朝贡贸易的一次集中的体现。　　其次，何盛明先生在《财经大辞典》中将朝贡贸易定义了，朝贡贸易亦称“随贡贸易”“贡舶贸易”。宋代以后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贸易。这源于宋代市舶司的“抽买”“抽解”和“进奉”。对海舶输入商货中的禁榷品，由中国政府全部收买；对非禁榷品，除抽分一部分外，又收购一部分，其余许民间买卖。收购的部分，除供宫廷消费和赏赐外，也有再行出售的。元代行抽分。明代实行贡舶制度，在通商口岸设市舶提举司，管理朝贡和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封贡体系的衍生物，也是海禁政策催生的产物，是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官方贸易。这种“贡”和“赐”的关系实际是不等价的，对朝廷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但历代朝廷明知亏本却还是乐此不疲。　　二、文献回顾　　纵观国内学者目前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的研究可以发现，郑和下西洋在15世纪将中国先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政教文化传播海外，书写了中国航海史的新篇章。这使得中国学者对于郑和下西洋以及其背后的朝贡贸易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仅“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周刊文献就多达几千篇，学界以及商业等多领域对于纪念郑和下西洋等活动也多有举行，如由中国侨联发起的“丝路新航·繁荣共享”纪念郑和下西洋610周年暨海内外侨商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航活动在南京举行。可见国内学界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十分重视的。但是目前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和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与跨文化传播相关的学术研究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为零，仅有刘婷玉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妈祖信仰的海外传播》是从传播学的角度观看这一历史事件。本文利用跨文化传播的新视角，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具有创新意识。　　三、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运用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提出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构建跨文化传播的约哈里之窗模型，从而对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