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书馆:哲学是什么

哲人与爱：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在常人眼里，哲学家似乎应与爱情无缘。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叔本华和尼采，著名哲学家中单身汉不胜枚举。只是到了20世纪，才风气一变，哲学家纷纷“世俗化”，连海德格尔这样的人也结了婚，不仅结婚，而且还有一段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婚外情，并且，情人是他的学生。本来海德格尔由于在纳粹统治时期那段不光彩的经历，一直受到世人诟病；现在再加上师生恋的婚外情，更使人们愤怒。在满足了人类的“窥私”后，人们纷纷发表义正词严的道德谴责或政治审判，以此表示自己的正义感和政治正确性。两位当代*优秀的哲学家之间的爱情似乎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表示道德倾向与政治觉悟的材料外，别无任何意义。当然，更有人在看了艾丁格（Elzbieta Ettinger）写的《汉娜·阿伦特论马丁·海德格尔》后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说，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两个重要的教训：**，对天才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第二，无论多么伟大包容的爱情，从客观的角度看来，都是十分愚蠢的。这种后现代的高论的确十分聪明，但总让人觉得说这话人的血液温度接近鱼类。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情感经历，无论如何有不同寻常的地方。首先，两人都是当代一流的哲学家，彼此相爱逾50年，中间虽有波折，甚至有在外人看来难以消除的隔阂（一个是犹太人，极权主义的深刻剖析者；另一个是纳粹追随者，至少在纳粹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态度令人齿冷，更有各人世俗的婚姻状况的障碍），然而，在历经战争、流亡、天各一方等等事变后，在岁月滤尽性欲、野心、名声等一切外在因素后，从满头金丝到两鬓霜雪，此情依然，此心依然。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猜疑和分歧，但他们毕竟带着不绝的情和相爱的心，先后走向了另一个世界。真实地、不带偏见地了解并理解两位哲人之间的这段感情经历，对于理解这两位哲学大师和他们的思想、对于理解人性的复杂都是有益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海德格尔*有才华、*有成就也*出名的学生之一。她出生在哥尼斯堡一个典型的、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自幼聪明过人，14岁时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她读了同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并很好地掌握了希腊文和拉丁文，17岁时组织了一个学习和阅读古代文学的圈子。在中学毕业前，她就去柏林听哲学家与神学家瓜蒂尼（Romano Guardini）的课，并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正是在那里她听说了海德格尔其人。后来她回忆时写道：“关于海德格尔的传说非常简单：思想又有了生命；人们以为已经死了的过去的文化财富，他使之说话，在这过程中证明它们有完全不同于人们多疑地猜想的东西，有一位教师；人们也许能学习思想。”这样，阿伦特就去了马堡，海德格尔正在那里教书。一到马堡，阿伦特就以她剪短的发型和时髦的服装成为众人注目的对象。*有魅力的是从她双眸发出的吸引力。她20世纪20年代短时间的朋友本诺·范·维泽（Benno von Wiese）在回忆录中写道：“人们的视线一旦潜入她眼底，一定害怕得不再敢上来。”由于她经常穿着优雅的绿衣裳，同学们都称她为“绿衣人”。牟逊（Heymann Morchen）描述道，当年在食堂里，只要她一说话，甚至邻桌的谈话也停了下来。人们只是要听她说话。她总是带着自信同时带着羞怯出现。但是，在与著名神学家布尔特曼谈她出席他的讨论班的条件时，她直截了当地对布尔特曼说：“不能有反犹的评语。”布尔特曼以他沉静友好的方式向她保证：万一竟然出现某种反犹的表现，“我们两人将对付这情况”。德国著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就是在布尔特曼的讨论班上认识阿伦特并和她订交的。他说大家都感到阿伦特是女性的一种例外。人们在她身上发现“一种强度，一种坚定，一种对于质的敏感，寻求本质的东西，一种沉思，这些给了她某种魔力”。这样一个从外表到内心都异常出色的女学生引起了海德格尔的注意。两个月后，1924年2月初，海德格尔请她去他的办公室。后来海德格尔常常愉快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如何从门口进来，穿着一身雨衣，用帽子低低地遮着脸。和与布尔特曼谈话不同，她表现得非常羞怯，嗓音也不听使唤，只是低低地说“是”和“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一瞬间就感到不可抗拒地被这个她所敬佩的人吸引了过去。1924年2月10日，海德格尔给她写了**封信。开头用非常正式的称呼，“亲爱的阿伦特小姐”。他夸奖她灵魂与精神的素质，鼓励她要坚定不移地忠实于自己。这是一封实事求是、同时充满感情的信。（可艾丁格却将它说成是“抒情诗般的赞歌”。）阿伦特显然被征服了，四天后，海德格尔就在信上称她“亲爱的汉娜”了。这以后事情的发展和任何这类事大同小异。事情必须绝对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阿伦特接受老师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往的信息都编了密码，约定的幽会精确到分秒。开灯关灯，开门关门，开窗关窗这一类自古情人所用的老一套表示机会和危险的标志，哲学家也用。毕竟，他们也是人。用不同常人的标准来对他们的行为加以评判并不公正。用常人的标准，这种浪漫的师生恋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幸的因素：海德格尔比阿伦特大17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娶了一个反犹的、有虚荣心的妻子。她非常看重家庭的名声，始终疑心重重地注意着丈夫周围的女学生。她尤其拒绝阿伦特，因为海德格尔公开地表现出偏爱她，也因为她是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始终保守秘密是很难的。但阿伦特从未要求海德格尔做什么决定，虽然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始终在折磨着她。她对他的爱是不顾一切的、献身的，虽然不能排除崇拜名人的因素和情欲的因素。对海德格尔来说，阿伦特的委身是他的福气，但他也并不想从中担起什么责任。他对阿伦特的情感无疑包含着肉欲的因素，更为自私，然而他的确也欣赏阿伦特过人的才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一般情人间所无法有的从感情到思想和心灵的内在了解和沟通。海德格尔在给阿伦特的信中一再向她保证，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的确是这样，尤其是在哲学上。正因为如此，尽管有那么多严重的内外障碍，他们的爱情终于维持了下来，并且不仅构成了他们各自人生的一部分，而且也构成了他们思想的原动力。海德格尔真爱阿伦特，至死方休。他不仅将她看作一个理解他的女人，而且也将她视为“存在与时间”的缪斯。他向她承认，没有她，他不可能写出《存在与时间》这部传世之作。但他一刻也没有认识到，他也可以向她学习。相反，在他眼里，阿伦特应该是个听话的学生，应该什么也不写。然而，阿伦特还是写了，虽然有相当的独创性，但思想的基本源头是在她的老师那里，1960年当她的主要著作《人类的境况》德文版出版时，阿伦特给海德格尔寄了一册样书，在附信上她写道：“没有我在年轻时在你那里学到的东西，这本著作是不可能出现的。它是直接从马堡*初的那些日子而来的，从一切方面看几乎一切都亏你。”这段话虽说有点夸张，但基本上符合事实。正是这样一种从思想到心灵的沟通，才使他们的感情不致重复大部分这类私情始乱终弃的悲剧。但是，他们的秘密交往在实际生活中时间越长越难保守秘密，阿伦特逐渐开始感到害怕。终于，一年后，海德格尔提出分手，让阿伦特去海德堡跟雅斯贝尔斯学习。但这绝不是爱情的结束，而只是空间的分隔。在这期间其实阿伦特也想到过要离开马堡。毕竟她也要她的自我。然而，她还是不能抛开海德格尔，虽然她不告诉他自己在海德堡的地址，却暗中希望他能来找她，并找到她。当海德格尔从约纳斯那里得到了她的地址后，他们便又恢复了书信往来，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末还有过幽会。在1929年夏末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大胆地”提醒海德格尔“我们的爱在延续”。然而，他们的恋情不久便遇到了深刻的危机，并中断了十几年，导致这一切的不是任何社会势力，而是政治。1933年初，也就是在阿伦特去美国前不久，给海德格尔写了一封信，信中她问起她听到的关于他的种种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否属实，比如不让犹太人参加他的讨论班，不向犹太同事打招呼，不让犹太博士生通过博士论文，等等。海德格尔用愤怒的语调回了一封信，从这以后，直到1950年他们才恢复通信，在那封回信中，海德格尔历数了他对犹太学生的种种帮助，花了许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尽管这将影响他自己的工作。犹太学生在危急时总来请他帮助，有人请他为其博士论文说话；还有一个犹太学生送给他一本自己写的内容广博的书，他马上写了书评；还有犹太学生让他帮助获得补助金，他也办了。平心而论，海德格尔在此信中说的他为犹太学生“效劳”，都属他的职权范围。但也正是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自然而然地在德国人中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并且信上的口气和措辞让人觉得犹太人是纠缠不休的。但阿伦特听到的那些事，虽未发生在当时，却在以后几个月中发生了。他不再与犹太同事有私人来往，也不再授予他的犹太学生博士学位。即使对他的恩师胡塞尔，他也板起了面孔。而对纳粹运动却情有独钟。由于这些劣迹，他在战后理所当然地受到盟军的整肃，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而阿伦特作为犹太人，早在希特勒上台的当年——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迫害就移居美国，她的不少朋友和熟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对于她所尊敬的老师兼她深爱的情人的那些丑行，阿伦特痛心疾首，欲哭无泪。虽然她从未原谅过海德格尔的这类丑事，但她仍然冷静地将这一切归结为海德格尔人品的缺陷。战后她和她在海德堡的老师恢复了通信，很自然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海德格尔在刚刚过去的那场历史风暴中的所作所为。他们认为海德格尔是这样一个人，比起他的思想激情来，他的道德敏感性简直没有生长。雅斯贝尔斯写道：“人能作为不干净的灵魂——对他毫无触动的不干净，也不断从那里挣扎出去，而是漫不经心地继续生活在污秽中，——人能在不诚实中看到*纯粹的东西吗？——这是非常奇怪的，他为了要认识某些今天几乎无人注意的东西。”而阿伦特的回答是：“您称为不干净的东西，我称之为意志不坚，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字面意义上说的那样，也不是确定地有什么特别的坏。然而他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一种深度中，有一种不会让人轻易忘记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