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精装)

帝国时代罗马的史学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在元老院的演说，以及他随后获得的奥古斯都称号，标志着罗马共和国被钉上了*后一颗棺材钉，元首制的罗马正式取代了共和制的罗马。帝国时代前两个世纪，除公元68—69年的内战外，基本平静。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所发展。但与共和国时代相比，帝国时代的政治气氛有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共和时代罗马政治的主战场是罗马公民大会会场和元老院，罗马人民尽管参与国家大事受到限制，但他们终归可以知道，哪些人进行了哪些活动，动机如何，达到了什么效果。然而帝国时代，政治转入元首家中，元老院很大程度上成为陪衬，人民大会后来干脆停开。罗马人民如今不再是国家的主人，*多是剧场中的看客，偶尔以骚动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对帝国时代的史学家而言，他们难以获得有关政治活动的详情，只能从诸多的回忆录或者道听途说中了解罗马政治。同时，虽然与其他古代帝国比较，罗马帝国的专制程度尚不够彻底，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自奥古斯都以来却日益严密，学者们的表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帝国时代虽然产生了不少史学家，写作自己所处时代历史的也不少，但真正能够称为大家的并不多见。
奥古斯都时代影响*大的史学家无疑是李维（Titus Livius）。作为共和国末年内战的亲历者，他像撒路斯特一样，既希望追溯罗马强大的原因和历程，更希望讨论罗马内战的根源和结果，因此他采用了通史的架构。其《建城以来史》花去了李维40年左右的时间，篇幅也达到令人吃惊的142卷之巨。尽管目前完整流传下来的仅有第1—10 卷和第21—45 卷，不及原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洛布古典丛书仍需要14册才能容纳。如果我们考虑到古代史学家的习惯：越是接近自己的时代，作者的叙述也就越加详尽，关于公元前49—前31年间的历史，他的一卷经常只记录几个月的事件。据此推测，已经失传的部分，其篇幅可能远远超过现今留存著作的三倍。然而李维著作的庞大，让它的流传受到了影响：在古代缺乏印刷技术的条件下，很少能够有私人雇佣抄手反复抄录这部著作，也很少有图书馆能够负担如此巨大的费用。结果是该书刚出不久，摘要本就开始流行。随着摘要本的传播，原本逐渐被忽视。
与共和时代的罗马史家不同，李维不曾直接卷入罗马政治或担任任何重要职务，基本就是个波利比乌斯鄙视的书斋学者。除他曾得到屋大维的幕僚麦凯纳斯的庇护，与屋大维及其周围的人有所接触外，我们不知道他参与过当时任何重大的政治事件。然而作为目睹共和国被元首制取代的历史学家，要说他没有感受到当时发生的变化恐怕不符合实际。该书的序言已经透露了李维对当时形势变化的认识。他所以要在前人已经撰写过诸多著述的问题上再度操刀，除他个人会“以湮没我名声的那些人的卓越和伟大慰藉自己”外，还因为“这一主题需要浩繁之功，因为要追溯到700多年以前，还因为始于蕞尔的罗马，如今竟已发展到苦于自身宏大的程度；同时，我也不怀疑起源前后的情形将给大多数读者提供较少的乐趣，因为它们急于接触的是一个异常强大民族的威力长期以来自行毁灭的新事物。与此相反，我还对我的工作寻求这样一种酬劳：至少在我一心一意地追溯往事时，我可以避而不见我们时代多年来目睹的弊端，并免去即使不能使史家离开真实，也会使他心绪不宁的忧虑”。从这句话看，李维显然认识到共和国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政治体制和气候存在不少弊端，即使写作历史，有时也会受到许多限制。正因如此，他才从头开始叙述罗马逐步走向强大的历史。可惜李维关于共和国末期的叙述基本失传，虽然有他是庞培派的传说，却不易从中窥见他对屋大维元首制的立场（有人曾经认为李维与屋大维相互理解，歌颂了新时代，但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可以想见，他有关罗马的整个故事，像古代的不少作家一样，变成了历史越到后来罗马人的道德越堕落、命运越悲惨的故事。
李维继承了罗马史学的另一重要传统，即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罗马的强大和衰落。《建城以来史》开头的序言，清楚地表达了李维的基本史观。在那里，他对让罗马如此强大的军事声威和世界上各民族接受罗马统治的程度并不感兴趣，他注意的是： 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随着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终开始倾覆，直至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此外，没有哪个国家的清贫和节俭这样晚地受到贪婪和奢侈的侵袭，没有哪个国家的清贫和节俭在那里如此持久地受到如此大的推崇，而这或许是对所承担工作的热爱蒙蔽了我，或许是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更伟大、更富有好的例证。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李维的兴趣在于从道德角度解释罗马的兴起，也从道德的角度理解共和国的崩溃。因此，他在书中关注的不是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和法律建设，而是早期的罗马人如何节俭，后来的罗马人如何奢侈和腐败。他留意的是罗马那些伟大人物们具体的作为与例证，而不是波利比乌斯那样从制度的视角观察罗马国家的发展。因此，在李维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罗马历史上的诸多伟人的光辉事迹：霍拉提乌斯为了自己的祖国杀了自己的妹妹，居然被判定无罪；卡米卢斯遭遇罗马人民的不公判决，却在高卢人入侵罗马时组织军民奋勇抗敌；萨莫奈人希望贿赂与他们作战的罗马独裁官时，却发现后者仅仅吃着很简单的饭食，自知黄金无用，灰溜溜地返回；老加图节俭成癖，自编教材教育儿子；费边面对自己儿子的批评，称赞儿子以国家制度为上的做法，大方地承认错误；打败汉尼拔的西庇阿在遭遇罗马人民不公对待时，主动为了罗马人民的自由，选择自我流放。然而，在李维给我们留下这么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故事时，研究罗马共和国制度与法律的学者们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李维居然从不曾像波利比乌斯那样，系统论述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和法律。他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道德故事，还有一个又一个罗马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具体行动。如果不是后人偶尔发现了西塞罗的著述，我们甚至不知道罗马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部落大会。正如莫米利亚诺指出的，“李维心目中完美的政治家是卡米卢斯，思索神庙和诸神的卡米卢斯，而非关注上诉权和投票的卡米卢斯。”
对道德和例证的关注，决定了李维著述的生动性。早期罗马几乎没有可靠的文献，但李维能利用民间传说写下许多生动的故事。老塔克文的夺权、小塔克文被推翻、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冲突，无不跃然纸上。及至共和国盛期，一方面是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和塞琉古的生死拼杀，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对制度和政治的操弄。汉尼拔的精明大胆与西庇阿的出奇制胜、安条克的猜忌和愚蠢、加图的特立独行、显贵们为权力和特权进行的联合与斗争，成为李维叙述的主要内容。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不免与今人主张的历史真实原则相去甚远。很多时候真正的情况也许是：李维的叙述越生动，则他离历史的真相越远。现代史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李维的书中存在大量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或者颇为雷同的记载和故事。公元前510年小塔克文因强奸案件被推翻，公元前449 年十人团因克劳狄乌斯对一个女子的爱情垮台，都非常生动。但两个故事中除了主角的名字被更换外，情节惊人地相似，所传扬的道德意图也大体类似：使用权力需要有所节制，如果滥用权力，则害人害己。作为20世纪的史学家，我们恐怕很难把那些都当做信史。
对于前人的成果，李维尽力做了搜集工作。他可能熟悉费边、波利比乌斯、马凯尔等人的著作，对于罗马大祭司的年代记，他可能也有所利用，还曾抱怨有些文献文字过于古朴难认。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李维严重依赖波利比乌斯。有些时候对李维来说资料可能过于丰富，他只能从众多说法中选择一种。有时他提供了各种不同说法的版本，并且不做判断，有时则仅仅提供了自己选择的版本，却没有做必要的交代。因此在利用李维的著作作为史料时，我们需要把他的记载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和考订。
李维对罗马传统的信任，让他在许多问题上，尤其是罗马人特别关心的预兆问题上，陷入了与希罗多德在神谕问题上同样的误区：对于大祭司记录的各种预兆，他大多照录。这样的做法，固然让故事变得生动有趣，却失去了历史的求真精神，所以到了近代，李维的迷信遭遇猛烈抨击。早在16 世纪，法国思想家博丹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比让奶牛说话、西庇阿的头上喷出火焰、雕像出汗更加经常地在李维的书中出现的了。”而李维杜撰的那些演说辞，虽然给历史增加了现场感，却也像修昔底德一样遭遇诟病，仍然借用博丹的话说，“如果你从李维的书中抽掉演说辞的话，那剩下的不过是些残篇断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