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简史:从琐罗亚斯德到今天:a history from zoroaster to the present day

第8章 革命以来的伊朗 伊斯兰复兴、战争与对抗 每当教廷的生存受到威胁，她便会脱离道德的戒律。为了*终能维持团结，教廷会把她一切所作所为，甚至包括恶意欺诈、背信弃义、暴力行为、买卖圣职、犯罪入狱、死亡等，全部神圣化。这一切都是为了教廷的利益，每个人都要为了大局而牺牲。 ——费尔登主教尼海姆的迪特里希，1411年 （阿瑟·库斯勒在《中午的黑暗》一书中引用了这一段） 阿亚图拉霍梅尼乘坐法国航空的客机从巴黎飞往德黑兰，在飞机还没得到机场允许着陆的信号时，一位西方记者问他回到伊朗是什么感受。霍梅尼答道：“没什么感受。”1这只是对记者无聊提问的一种不耐烦的应付，并非如一些人所称的反映出他对伊朗与伊朗人民利益极度冷漠的态度。霍梅尼的回答无疑是不能用字面意思理解的。 不论一个人是否是霍梅尼的支持者，都不能否认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到达德黑兰时，他是整个国家希望的焦点。某种程度上民众的意愿与他的意志是互通的，起码在此时此刻的确如此。欢迎霍梅尼归来的热情群众有近300万人。这也符合霍梅尼的自我认知，他的精神追求是成为伊本·阿拉比笔下的“完人”。2通过冥想、宗教仪式与教律，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能够反映身外的世界，使之成为能与真主精神相通的媒介。当他走下飞机进入专车后，过多的人群拥堵了道路，让专车几乎无法前进，在欢呼声与人潮中他从机场前往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纪念在之前几个月的示威活动中去世的民众。在他经过的路上，群众不仅欢呼“真主伟大”，还高喊“霍梅尼，伊玛目”。在什叶派的神秘主义思想中，伊玛目与“完人”的形象是完全一致的。在第十二位伊玛目隐遁后，再没有人能够使用“伊玛目”这一头衔（很多年长的乌理玛因此不接受霍梅尼）。3他的追随者与沿路群众虽然没有直接说霍梅尼就是隐遁的伊玛目，但也几乎是这个意思。几个世纪以前，阿拉伯诗人法拉兹达克在麦加见到了第四位伊玛目后写道： 他目光低垂以示其谦卑，其他人亦目光低垂以示对其敬畏。在他没有露出微笑的时候，无人敢应答一句。4 这就是为何霍梅尼在飞机上如此回答那位冒失记者的原因。在穆智台希德修炼成为完人的道路上，没有个人情感或情感表达的位置。他与沿路的群众本就是一体，群众也与他精神相通，而不论是他，还是民众，此时此刻都与真主成为一体。至少他们相信这一点。 1979年革命并非仅仅是宗教革命，甚至一开始可能根本不算宗教革命。这个曾被人民支持的政权的腐败与压迫、中产阶级的幻想破灭，再加上经济衰退，以及对政府与美国不平等关系的厌恶而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重要因素。但什叶派的外在形式确实能起到纽带的作用，将不同的革命群体团结在一起，即使有很多群体与宗教毫无关系，这便是人们选择用宗教作为革命旗帜的原因。同时，霍梅尼清晰的革命目标以及个人魅力为怀有不同革命动机的各群体暂时提供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契机。与历史上的其他革命比如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同，伊朗革命是真真切切的人民革命。广大人民的行动直接促成了革命的成功，如果不考虑革命的长期影响，它的成功无疑真切地反映了人民的意愿。 就在革命之前几周，沙阿任命了民族阵线的领袖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为首相，巴赫蒂亚尔随即宣布了一项旨在恢复宪政和社会稳定的计划，其中包括自由选举（从1953年起，巴赫蒂亚尔被沙阿多次逮捕，入狱长达数年）。但民族阵线已经与巴赫蒂亚尔断绝了关系，霍梅尼也早已宣布巴赫蒂亚尔的政府非法。基于这一点，2月5日，就在到达伊朗后不久，霍梅尼任命自由运动组织的马赫迪·巴扎尔甘为总理。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联合脱离军队的军人、人民党、菲达伊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等一同攻击了与前政权相关的机构，包括警察局与萨瓦克恶名昭著的艾温监狱，并解除了它们的武装。2月11日，在皇家卫队的卫兵站完*后一班岗后，军队宣布保持中立。5巴赫蒂亚尔辞职，暂时躲起来，并于两个月后离开了伊朗。从那一刻起，革命者真正获得了权力。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前巴列维政权的高级官员，并在一间学校教室召开革命法庭，判决他们死刑，这其中就有前萨瓦克领导人纳赛里将军，他在2月15日被处死。霍梅尼则自己领导了革命理事会，通过毛拉与各个革命委员会联络。就这样，他开始毫不留情地除掉影响他对国家愿景的所有敌对者。 伊朗各地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并非所有的委员会都听命于霍梅尼的中央领导。尤其是西北部，由于该地区一向的地区主义与左派传统，革命热情转变为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力的呼声。库尔德斯坦省则直接爆发了叛乱，一时分离主义盛行。在70年代，沙阿曾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武装反抗伊拉克政府，但这种支持只是用来逼迫伊拉克人在其他方面让步的筹码。一旦形势对沙阿有利，他就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库尔德人，这使得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反叛失败后遭到了极其严重的迫害。这一事件再次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情绪曾在20世纪20年代鼓舞了由传奇领袖西姆科领导的分离主义运动，并在40年代再次引发地方叛乱。在伊朗各族群及宗教群体中，库尔德人*具有独立的民族意识，他们与居住在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有着紧密的联系。1979年革命后不久爆发的反叛*终被镇压了，库尔德人受到了来自德黑兰的严酷惩罚，这仿佛预示了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将在80年代受到更为恐怖的迫害。 霍梅尼甚至在回到伊朗之前，就在演讲中批评那些反对沙阿的左派分子。1979年3月末，他盖章批准撤销沙阿的位置，建立基于伊斯兰教律的国家，并附上了一份公民表决，其中97%的民众同意建立伊斯兰共和国。5月霍梅尼建立了革命卫队，作为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以平衡军队的势力，并增补街头武装组织（即真主党）的力量。沙阿的巴列维基金会名下的所有财产都被转移到新的受压迫者基金会, 这一机构成为反映新政权社会政策和政治支持的工具。 对旧政权成员的清洗，使得伊朗的温和派与自由派（比如巴扎尔甘）以及全世界那些一开始支持推翻沙阿的人震惊不已。清洗活动在3月中旬暂停，4月又随着前首相胡韦达被枪决而再次开始。霍梅尼*初还呼吁保持克制，但在青年激进分子要求为前几年死去的人复仇的压力下，霍梅尼默许了暴力行为。64月和5月霍梅尼*亲密的一些支持者被暗杀，例如穆尔提扎·穆塔哈里，这让他意识到了斗争的严酷，以及一旦失败将面临的严重后果。 什叶派乌理玛在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像霍梅尼归来后这样具有如此大的权力。但霍梅尼对于一些年长的乌理玛来说无异于一个暴发户，他建立的伊斯兰政权虽然确实体现了什叶派的意志，但体现出来的霍梅尼个人特征也很明显，甚至不亚于传统的什叶派特征。在革命爆发时，除霍梅尼之外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乌理玛，但他们都在革命后被迅速边缘化。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阿亚图拉赛义德·卡泽姆·沙里亚特玛达里，1979年他主张采取温和手段，但很快被迫禁言。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被处死。霍梅尼随后取消了沙里亚特玛达里的宗教权威地位，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很多年长的什叶派宗教人士仍然不愿意完全信任“法基赫的监护”思想，其中几位还在1980—1981年出言反对过这一新事物。但他们也很快受到恐吓被迫保持沉默。霍梅尼及其支持者成功巩固了他们建立在“法基赫的监护”思想基础上的新政权，但这一政权从未得到伊朗乌理玛群体的普遍支持。7伊斯兰价值观重新登上台面，包括重新赋予乌理玛法官的身份，以及重新使用伊斯兰教法。尽管教法在具体实施时在某些方面还是温和的，但是一些极端措施一直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比如对通奸者施行石刑等（尽管并不频繁）。 从1979年秋开始，自由主义者与温和派明显越来越边缘化。夏季结束后，霍梅尼就组建了伊斯兰共和党，由巴扎尔甘起草的宪法初稿，本来是与1906年宪法类似，只是去除了沙阿，此时被忠于霍梅尼的乌理玛掌控的专家委员会整篇重写。自由主义者和左派联合抵制了大选，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一度中断，直到大选后才恢复。宪法*终稿确立了伊朗沿用至今的国家政体，这一政体还是体现了霍梅尼的“法基赫的监护”思想：负责日常行政工作的政府必须是世俗的，但国家行政的*终权力属于宗教领袖领导下的伊斯兰政府。宪法规定总统、议会与市政府都由选举产生，但同时也规定建立监督委员会（由12名教士与法学家组成），负责审查与批准候选人参加选举，并对议会的决议拥有批准权与否决权。*重要的是它确认了霍梅尼本人与他的继任者在宪法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有权任命半数的监督委员会成员，有权批准总统的任命，并任命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霍梅尼一方面用宪法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也随时准备使用暴力与非法律手段确保自己的权力稳定，保证他的政治决策权，任他的反对者去争论所发生之事的是非曲直。霍梅尼声称这种方式沿袭自20年代的教士与政治家穆达雷斯，他曾说过：“你要先发制人，然后让对方抱怨，不要做受害者，也不要抱怨。”8 出版自由也在当年夏天的一次协调运动中被取消。真主党攻击了报刊的办公室与一些政治党派的办公地。40家报纸被迫关闭，*大的两家报纸——《消息报》与《世界报》——则被受压迫者基金会接手。与此同时，在接连替换掉负责人与相关官员后，萨瓦克逐渐转变为伊斯兰政权的一个机构（艾温监狱也被伊斯兰政府接手）。1984年，它更名为情报与安全部。 1979年11月，由于新闻报道沙阿被允许进入美国接受癌症治疗（*终，沙阿在1980年7月因癌症去世），学生们群情激愤，闯入美国大使馆，将外交官逮捕成为人质。*初人们以为这只是又一次学生示威（就像2月发生的那样），但当霍梅尼支持学生的暴力活动，使得事件演变为人质危机后，巴扎尔甘与自由运动组织的政治家选择了辞职。1980年初，阿布-哈桑·巴尼萨德尔依据新宪法经选举成为新总统。他获得了包括中产阶级自由派在内的各阶层的普遍支持。在之后的一年半他努力解决人质危机，坚持传统的合法性和世俗政府的原则。但如同之前的巴扎尔甘一样，他*终也失败了，并在1981年被霍梅尼弹劾。 霍梅尼还通过操纵人质危机让民众保持革命活力与危机意识，打乱政敌的节奏。他下令解除那些被怀疑是世俗主义者或者反革命的公务员的公职，关闭大学以驱逐左派分子（大学在1982年重开了，但规模小了很多），同时加强伊斯兰教律，通过革命委员会与真主党强制女性戴面纱。1980年4月卡特总统试图派遣直升机营救人质，进一步加深和延长了人质危机。人质危机的羞辱感、营救行动的失败与随后卡特在总统大选中的落败等因素混合到一起，使得美国民众对伊朗充满恨意，这种情绪至今仍在阻止这两国重新建立对话。（1981年1月卡特卸任后，人质*终被释放）。大部分伊朗人到现在都认同关押人质是一个重大错误，就连当时支持该行动甚至直接参与其中的激进分子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革命的*初几年，霍梅尼与伊斯兰共和党一直在与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斗争。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基于霍梅尼的个人指导原则，他总是先发制人的一方，经常通过率先发难痛击对手，至少在对付国内的反对者时是这样。有人说是严峻的形势逼迫革命者不得不如此，接踵而来的事件、战争的压力、敌人的凶恶，让本来可以温良而包容的革命者变得不得不以暴制暴。但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尽管霍梅尼一开始似乎是以温和的手段应对各个事件，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假如他容忍对手率先发难，他可能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因此，他无情地消灭了他的对手。 对霍梅尼来说，形势*严峻的两次挑战分别来自人民圣战者与萨达姆·侯赛因。人民圣战者一开始是支持革命的，但霍梅尼在1980年11月声讨人民圣战者（他指责他们为“monafeqin”，即伪善者，这个词特指那些向先知穆罕默德表示忠诚后又叛教的人）。他将圣战者组织的领袖以私通苏联的间谍罪名义逮捕入狱长达10年9，真主党还袭击了该组织的总部。随后，人民圣战者通过游行示威与街头暴力等手段进行反击，在其主要领导人被驱逐出国之前，圣战者策划了一场炸弹袭击，准备炸死霍梅尼的众多支持者。他们在伊斯兰共和党总部大楼安置了两颗炸弹，并于1981年6月炸死了70余名霍梅尼*亲近的战友与顾问，其中就包括他的得力助手——阿亚图拉贝赫什提。这导致大量人民圣战者的支持者被杀害（多达数千人，他们中有一些被公开处决）或者入狱。10被驱逐出境后，人民圣战者先是在巴黎，而后转入伊拉克活动，他们一直坚持反对伊斯兰政权，不断发动暴力袭击。但自从转入伊拉克后，该组织的准军事化特征减少，逐渐开始为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利益效劳。 霍梅尼及其支持者也一直在为阿塞拜疆的自治运动以及库尔德民主党在伊朗库尔德斯坦的武装叛乱而斗争，后者直到1984年才*终被镇压。*后一个拒绝屈服于霍梅尼及其追随者的主要党派是人民党，菲达伊的大多数成员在该组织分裂后与人民党结为同盟。他们曾基于死板的马克思主义思路，将1979年的革命视为小资产阶级革命，于是他们支持革命并认为这是不久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1983年霍梅尼将矛头转向人民党，指控他们与苏联人勾结，因而犯有间谍罪，企图阴谋推翻伊斯兰政权。70名人民党主要成员被逮捕，他们中有一些人被处决，一些在电视上公开忏悔。人民党与菲达伊都成了非法政党，只有伊斯兰共和党与规模很小的自由党仍被法律允许正常活动。自由党一直留存到了今天，由易卜拉欣·亚兹迪领导，其活动受到诸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