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之后:欧亚帝国六百年权力竞逐

推荐序 强世功：没有帝国的帝国史 一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普遍被看作全球史的开端。这不仅因为大航海发现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将全人类连为一体，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从西方兴起并征服地球的其他地区，从而塑造了全球化的世界，以至于今天不少人憧憬着美国所代表的“历史终结”和“世界帝国” 的降临。 然而，达尔文（John Darwin，1948—）的《帖木儿之后》试图突破西方经典著作以及流行教科书以西方为中心展开的历史叙事，他带领读者穿越诸多陌生的历史场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与西方互动的历史宏大叙事。他选定的历史起点并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 1492 年，而是很少被人关注的“帖木儿之死”的 1405 年。这一年标志着蒙古人建构欧亚世界帝国梦想就此破灭，全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选择这个时间点无疑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看起来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保持距离，凸显欧亚大陆以及亚洲在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想给致力于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家们提个醒：“欧亚世界不愿接受单一规范。”（全书*后一个小标题）本书出版于 2008 年，正是美国利用单极优势东侵西扰、致力于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关键时期，这无疑暗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必然遭遇类似“帖木儿之死”的失败。用全书*后一句话来说：“如果说从对过去的漫长检视中，可以发现什么不变的事实，那就是欧亚世界对单一制度、单一统治者或单一规范的抵制。由此看来，我们仍活在帖木儿的阴影里，或者更确切地说，仍活在他失败的阴影里。”（第 499 页） 因此，要真正读懂达尔文这本书，一个可行的阅读办法是从*后一章开始，理解达尔文思考问题的入手点是什么。在他看来，全球史就是帝国争霸史，西方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争霸无非是想继续帖木儿的事业，致力于建构新的世界帝国。然而，世界帝国的事业为什么会遭遇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全书**章，看看作者采用怎样的理论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达尔文无疑从全球史研究的*新成果中汲取理论资源，强调不能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解释全球史，必须同时具有从东方出发的视角。因此，本书又是作者与全球史家们展开辩论的著作，并由此提出其理解全球史的理论范式。我们唯有把握其理论范式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学术贡献。 从 17、18 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就开始系统地建构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和对立，并由此解释西方何以崛起并支配世界。全球史的兴起不断修正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并给出新的理论解释。达尔文在本书中试图从帝国史的视角与全球史的主流叙事展开对话，因此全书的高潮部分就在于第四章，作者提出“欧亚革命”这个概念来重新解释西方崛起和东方衰落的“大分流”问题，从而彰显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不过，达尔文是历史学家，他更倾向于将著作写成一本通俗易懂的历史书，而不是理论分析著作。他努力将学术界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加以通俗化，通过历史线索和历史场景的连续性来展现其理论思考。因此，本书又是一本有理论背景的学术著作，它有理论对话对象，有理论关怀，而这些理论关怀往往隐含在历史叙述中，无法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因此，要真正理解这本书，就必须关注作者提到的寥寥数语而未能全面展开的理论叙述。正是从他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入手，本文作为推荐序可以被看作是这本书的注释。一方面展开讨论作者未能展开的那些理论问题，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本书的理论雄心，而不仅仅将其看作畅销通俗读物，另一方面也尝试就帝国问题展开对话，从而探讨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帝国以及从过去六百年的全球帝国史中获得怎样的教益。 二 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 18、19 世纪诸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孔德、韦伯和马克思等理论家用社会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即人类历史遵循从初级迈向高级、从传统迈向现代、从野蛮迈向文明的普遍历史发展道路。这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被简单地概括为现代化理论，以至于将西方文明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已近乎成为一种神学信念，全球化必然导致“历史终结”。 然而，这种历史叙述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史研究的挑战。全球史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谱系，其中*活跃的乃是左翼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明的依附理论和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等。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作家对历史的描述恰恰是“非历史的”，因为这种叙述过分偏重欧洲历史，仅仅在欧洲历史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起源和动力，而忽略欧洲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恰恰是对非欧洲的“边缘地带”的掠夺或者剥削。因此，这些理论暴露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乃至“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将非西方世界仅仅作为外在的“他者”，成为“西方奇迹”的对立面，以至于现代化理论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左翼批判传统的推动下，全球史突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写作范式，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放在整体的互动世界中加以考察。因此，全球史写作一方面秉持“反目的论” 的立场，强调西方崛起的偶然性，甚至将这种偶然诉诸地理环境、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强调西方崛起时代的东方并非像经典作家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处于“停滞”状态。全球化乃至全球体系也不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所推动形成的，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东方就已经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全球贸易体系（分歧仅仅在于是一个体系，还是多个体系），西方崛起实际上是努力加入东方的贸易体系并在后来逐渐反超东方的进程。这就是弗兰克提出的全球史写作必须“重新面向东方”（Orientation）的问题（该书中译本改名为《白银资本》）。在此基础上，彭慕兰进一步主张地理大发现以来，东方始终保持对西方的经济优势，一直到 18世纪中后期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才真正超越东方，导致东西方的“大分流”。 作为帝国史学家，当达尔文进入全球史领域就必须面对全球史写作中的基本假定。因此，当我们打开本书**章，就会发现标题干脆直接用了弗兰克的书名“重新面向东方”来表达自己对待全球史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即从全球视野来平等地看待欧洲与欧洲之外，尤其是东方世界的关系。全书差不多用同样的篇幅来描述俄罗斯帝国、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在 18 世纪之前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反驳 19世纪理论家所描述的东方“停滞”形象。正是在“重新面向东方” 的历史视野中，他认为“现代世界史的重心在于欧亚”（第 19 页），而非“西方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大西洋世界。而在第四章“欧亚革命”中，第二小节的标题直接取自彭慕兰的《大分流》，表明其问题意识源于从弗兰克到彭慕兰提供的历史解释范式。至于他在**章中批评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等关于西方兴起的理论阐释，这与其说是阐述作者自己的理论观点，不如说是对全球史中的上述同行的致谢。 不过，以研究帝国问题著称的达尔文加入全球史研究中，必然意味着帝国研究与全球史研究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一般说来， 1883 年剑桥大学帝国讲席教授西利（J. R. Seeley）的《英格兰的扩张》标志着帝国史研究的开端，这个传统既是对欧洲殖民帝国扩张的历史经验总结，又是为帝国的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和正当性支撑。然而，随着 19 世纪霍布森、列宁等左翼思潮展开“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特别是二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的衰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帝国研究走向衰落。而随着美国在全球争夺霸权，帝国研究纷纷转向淡化帝国色彩的“区域研究”。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由于西方文化革命的兴起，这些“区域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也受到随之而来的后殖民理论、新社会理论、文化批评等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左翼的帝国主义批判思潮式微，全球化和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推动了帝国研究的复兴。比如在中文世界熟知的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重要的代表人之一（中信出版集团专门翻译出版了弗格森书系）。在“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一系列军事征伐，帝国理论更是从史学进入国际政治领域中。 然而，与弗格森对大英帝国辉煌岁月采取辉格党史学的怀念不同，也与目前围绕美国独霸天下展开的帝国辩论不同，达尔文虽然于 1948年出生于大英帝国官员的家庭，但他在南非度过青少年时代，目睹了当时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风潮，而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正赶上学术思潮的变化。当时正在兴起的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思潮对帝国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新帝国史”研究更多采用一种社会学、人类学、环境学等来自底层的观察视角，关注环境变化、移民、传教、商业、观念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合作等。特别是他的导师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与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 1953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对大英帝国史给出了新解释。这对达尔文的帝国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达尔文后来出版的《未终结的帝国》（Unfinished Empire，中信出版集团，2015）和《帝国筹划》（The Empire Project）这两本重要著作实际上是对其导师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在这种学术路径下，达尔文认为 18 世纪西方超越东方从而出现“大分流”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导致的。欧洲帝国的全面扩张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经典社会理论所强调的“工业帝国主义”摧毁了东方帝国，更重要的在于其发展出一种“文明化”的“帝国自由论”（imperial liberalism）。这种“文明化”的主张获得东方帝国内部精英的赞赏和支持，以至于欧洲帝国扩张不再是简单的暴力征服，还包含了这些殖民地的积极合作。可以说，“新帝国史”的重点已不再是欧洲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而是关注欧洲与殖民地之间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因此，“新帝国史”研究看起来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解构了西方列强在建立帝国过程中的理性筹划和主导地位，但实际上解构了西方帝国建构中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从而弱化甚至消解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批判。 ………… —————————————— 前 言 1405 年帖木儿之死，乃是世界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从阿提拉到成吉思汗，一连串“世界征服者”都意图建立庞大帝国，将整个欧亚世界—“世界岛屿”—归于一统，而帖木儿就是*后一位“世界征服者”。他死后不到 50 年，欧亚世界远西地区以葡萄牙为先驱的海洋国家，已开始探索航海路线——这些航线塑造了日后各个海洋帝国的关系网络与交通干道。本书正是要探讨帖木儿之后的历史。 乍看之下，大家会觉得那段历史已经耳熟能详。毕竟西方凭借着强大的帝国和繁荣的经济称霸全球，乃是我们历史认知的核心观念之一，统合着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这一观点似乎不可避免地充斥于正统的历史叙事之中。那是历史的阳关大道，而其他的观点全是小径或死路。欧洲的诸帝国瓦解后，新兴的后殖民国家取而代之，欧洲本身则成为“西方”（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世界性联盟）的一部分。本书的宗旨有一部分在于让读者了解，从帖木儿时代到今日这段时期的历史，其实远比那则传说所显示的更为混乱，更受偶然事件的影响，更富争议性—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但为了阐明这点，本书将欧洲（和西方）放在更大的范畴里，放在欧亚世界其他地区建造帝国、建造国家、建造文化的宏大工程之间来探讨。个人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欧洲扩张的进程、本质、规模和范围，并且稍微厘清当下世界复杂性的源头。 若非过去 20 年有关“全球”史和中东、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地历史的新作大量问世，本书不可能写成。当然，历史学家坚持从全球观点了解过去，并非今日才有，这一传统*早可追溯至希罗多德。大部分的历史著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理应已经发生的事，有着一套靠猜测而得的结论。然而，系统地探索世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却是较晚近的事。弗雷德里克·泰加特在《罗马与中国》一书中论道：“只有充分认识到各民族都有历史，体认到那些历史与自己民族的历史同时发生于同一个世界里，体认到比较各个民族的历史乃是知识的源头，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成果。”这一挑战，由麦克尼尔（W.H. McNeill）以皇皇巨著《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1964 年）承接下来。因书名之累，若未认真一读，会不知该书所探讨的范围之广，见识之精妙。但晚近，投注于全球史与西方以外历史的研究大增。“全球化”对经济、政治及文化的冲击，乃是原因之一。但或许同样重要的因素，乃是离散（diaspora）与迁徙的影响（创造出流动的、“反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原先把“历史”视为国家私产的许多政权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在新视角、新自由、希望从历史中得到新意义的新阅读大众的推动下，大量历史著作纷纷冒出。这一切所产生的影响，乃是为原先似只有一条探索路径（欧洲扩张的论述）的过去，打开全新而广阔的视野。这使今人远比二三十年前的人更容易看出，欧洲步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与欧亚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文化改变，有许多共通特色，看出欧洲在世界的称霸其实比我们往往相信的要晚，比我们往往相信的更有局限性。 我能写成此书，得感谢其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由每一章所附的注释可清楚看出。我认同世界史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而我初次迷上这观念，乃是受教于已故恩师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门下之时。他的历史想象汪洋恣肆，无边无际。牛津大学帝国史与全球史研究领域的同事—朱迪斯·布朗（Judith Brown）、大卫·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格奥尔格·多伊奇（Georg Deutsch）和彼得·凯瑞（Peter Carey）—让我获益良多。牛津大学内外其他同僚的专业知识，也使我收获不少，他们的真知灼见，我谨记在心。我在经济问题方面的思索，因结识“全球经济史网络”（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这个组织，而更为周全、深入。那是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所创立的组织，旨在提供一个论坛，来讨论全球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的经济变革路线。本书中的观念，有一些乃是在几场 “巡回研讨会”上与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菲利普·巴克纳（Phillip Buckner）辩论时，激荡出来的—得益于如此之多的英才，我受的启发自不待言。而过去 20 年指导许多博士论文，也让我的历史知识大为增长。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朋友和同事，他们对本书各章的*初几版，提供了宝贵意见：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伊恩·菲米斯特（Ian Phimister）、罗伯特·霍兰（Robert Holland）、马丁·塞德（Martin Ceadel），以及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书中若有谬误、缺漏，责任当然在我。 我以柯林斯·巴塞洛缪（Collins Bartholomew）制作的“Mapinfo” 程序为基础，画成地图草图。若没有博德利图书馆地图部门奈杰尔·詹姆斯（Nigel James）的指导、建议及耐心协助，我不可能完成这件事；地图定稿则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完成。鲍伯·达文波特（Bob Davenport）一丝不苟地编辑本书文稿，我要在此表示深深谢意。 若没有企鹅出版社西蒙·温德（Simon Winder）的热心和鼓励，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会艰难得多。西蒙的热心，令任何作者都不忍拂逆其好意，只有加紧努力以报答之。为此，也为了他在某些关键时刻适时提供的高明意见，我要大大感谢他。 *后，我能在俗务缠身的情况下，经历漫长时间写成此书，得大大归功于资源丰富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以及纳菲尔德学院为其研究员所提供的无比完善的研究与写作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