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的尘烟(上下)

成为贝聿铭 文　李菁 从18岁赴美留学的富家子弟，到后来成为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都有话语权的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一生不只是演绎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成功故事。实际上，回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仅仅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构建桥梁，也在东西方之间构建桥梁。正如一位建筑界同行所说：“贝聿铭的建筑仿佛变幻莫测的现代世界中一条奇妙的丝绸之路。” 纽约的新面孔 1948年，31岁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助教贝聿铭，离开安静的校园，从他居住的波士顿剑桥小镇（Cambridge）来到大城市纽约。对这位东方青年而言，这个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自此从安静的学术界投身到一个喧嚣的商业界，也是他人生轨迹就此转变的一个节点。 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是作风张扬、嗜抽雪茄的纽约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齐肯多夫是纽约长岛一位犹太制鞋匠的儿子，虽并不具备哈佛、耶鲁这样名校背景，但天性好斗，敢于冒险。“凭借他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皮的非同寻常的第六感”，齐肯多夫熟练地进行了一系列大宗交易，从而攒下了不菲财富。在他的生意鼎盛时期，他投身各种眼花缭乱的经营活动，涉猎过船运，勘探过石油，赞助过百老汇歌剧，还曾收购一座监狱。“二战”后，由政府担保的低息抵押贷款，使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有能力实现拥有住房的“美国梦”。嗅觉敏锐的齐肯多夫不会错过这个时机。他预测到，各大城市中心地带一片片破烂的贫民窟将得以重建。在此目标下，他急需为自己的韦伯纳普（Webb & Knapp）招揽一批建筑师。自诩为现代“梅第奇”的齐肯多夫，想网罗一批了不起但还不是那么出名的建筑师。齐肯多夫委托一个朋友去各地物色建筑人才，对方为他开了一份12 人的名单，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贝聿铭就在这个名单里。当齐肯多夫问贝聿铭能否见面时，贝聿铭兴奋地“跳了起来”。在他看来，这是了解不动产业务的极好机会。 1948 年春天，贝聿铭与夫人找到齐肯多夫在纽约的办公室时，看到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挂满停车场照片的杂乱办公室中端坐着，窗帘上满是水渍。贝聿铭后来坦言：“我当时确实有点儿担心我来错地方了。那间办公室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而齐肯多夫则在自传中坦承对这位才华非凡、精明过人的东方年轻人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的话题轻易就从建筑界跳到了两人共同的嗜好：葡萄酒收藏。贝聿铭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贝聿铭所体现的是美国所想象的东方美德：高雅、受过完美的教育，举止矜持高贵。”另外，还有一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理由，齐肯多夫极端迷信，当他知道他与自己的儿子以及贝氏父子都是中国的农历蛇年出生时，便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 虽然齐肯多夫拥有的机会和描述的前景也给贝聿铭很大冲击，但他对于离开哈佛和是否回中国仍在犹豫不决。齐肯多夫说服他：“我们将要做的种种事情将大大区别于、优越于这个国家其他任何人正在做的一切，而你作为一名建筑师无法拒绝这样的挑战。”齐肯多夫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这条建议，与贝祖诒给儿子贝聿铭的忠告不谋而合：优秀建筑的精髓不仅在于构思伟大的建筑物，而且要使它们与金融和经济要素有效地联系在一起。 六个月后，贝聿铭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哈佛校园这块净土，从此投入一个充满机会与挑战的新世界。后来有人形容，这也是贝聿铭向美国权力中心不断靠近而迈出的**步。 新旧之间 实际上，这并不是贝聿铭**次同自己的旧世界告别，尽管那个环境对他而言既熟悉又舒适，难以割舍——1935年8 月13 日，18 岁的富家子弟贝聿铭从上海登上“柯立芝总统号”，远赴美国留学。在旧金山停留几天后，贝聿铭搭火车前往费城。在此之前，贝聿铭对美国的全部概念皆来自他在上海影院里看到的好莱坞出产的电影。 贝聿铭赴美留学的**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贝聿铭后来并没有解释他当年首选宾大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宾大建筑学院当时与中国有一种相对密切的关系，比如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等人都是从宾大毕业的，而他们后来又成为中国**批建筑教育家。遗憾的是，贝聿铭并没有对宾大建筑系一见钟情。建筑系在校园里一幢阴暗的维多利亚式的大楼里，学院人情冷淡。*主要的是，当时宾大建筑系的课程忠实地服从于从巴黎艺术学院移植过来的19 世纪艺术体系。他们要求学生通过勤奋复制设计图，以及用炭或自己研磨出的中国墨汁制作精巧的透视图，来掌握古典设计的基础知识。这把贝聿铭吓住了。他自认为自己的特长在数理，从来没有想象建筑师还得像一位艺术家那样有精湛的绘画技巧才行。两个星期后，贝聿铭转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放弃建筑学，改学工程。 到了麻省，贝聿铭感觉更自在。“众所周知，贝聿铭来自一个富裕的中国家庭，父亲贝祖诒是一位杰出的国际银行家，他拥有广泛的人脉。例如，当贝聿铭乘坐的船在旧金山停靠时，受到当地一家大银行行长的热情接待；当贝聿铭后来到达波士顿，他在当地上层社会也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波士顿几个世纪以来都和中国有很强的商业和艺术联系。”耶鲁大学的建筑史博士珍妮特·亚当斯·斯特朗（Janet Adams Strong）介绍，她曾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过18 年，任传媒总监。而贝聿铭本人也这样形容：“早在我能说英语之前，我就已经能够打入波士顿的社交圈。” 幸运的是，对贝聿铭恩宠的“波士顿圈”里，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他也是美国著名文学家爱默生的侄孙。他在贝聿铭所画的图纸中发现了贝聿铭的技能和想象力，他认定贝聿铭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师。感恩节那天，贝聿铭受邀去爱默生家吃晚餐，爱默生说服贝聿铭应该继续建筑学。贝聿铭向爱默生坦承因绘画技术欠缺、没信心成为建筑师时，爱默生说：“年轻人，别胡说，我还没有碰到不会画画的中国人。”于是，贝聿铭听从他的劝告，放弃工程学，重新开始学建筑学。现在看来，得感谢爱默生让贝聿铭重新回到了原有轨道，否则我们后来就错失了一位影响甚远的建筑大师。 但在当时，来自爱默生个人的认可、鼓舞以及超越一般师生的情谊，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对自己所接受的建筑学训练的疑虑和迷惘。和当时美国的很多建筑学院一样，麻省理工仍然忠实于学院派风格，其根基是古典作品和规律性。贝聿铭与他年轻的同学们必须忍受用精巧的细节再现必修课程的古典主义比例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但他们也敏感地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此时，德国和荷兰的先锋派们正在摒弃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并将它视为一个衰落的帝国。“我不满意古典装饰风格的训练，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也有同感，于是，我们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找灵感。”贝聿铭花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看那些来自欧洲的*新作品，特别是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正在做的作品。贝聿铭后来说，偶然在图书馆找到的柯布西耶的三本巨著对他有如“圣经”，“只有通过它们我才能看到建筑的新思想”。柯布西耶提出了一种极为耸动的理论。他认为，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而以往不断发展起来的各种旧风格都将被扔进垃圾堆中。在厌倦了“旧世界”建筑准则的年轻学生来说，柯布西耶具有令人目眩的诱惑力。 1935 年，柯布西耶来到波士顿。即便不认同柯布西耶在建筑界发起的“革命宣言”，1935 年11 月，思想开明的爱默生还是请柯布西耶到麻省理工做了一次演讲。“勒·柯布西耶当时在哈佛和MIT 并不是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这两所学校都还是遵从19 世纪的古典建筑教育风格。他的言论只是被当作一种猎奇好玩的东西。柯布西耶在MIT 演讲的时候，说的法语，需要翻译成英语，所以除了个别学生外，大多数听众不懂，其中包括贝聿铭。但大家仍然被他先进的观念和他展示的照片所激发。”珍妮特·斯特朗说。即便如此，贝聿铭后来把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停留的两天，称为“我建筑教育中*重要的两天”。身着黑衣、戴着镜框眼镜的柯布西耶“傲慢无礼，满口脏话。但在我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需要有人来震撼我们，让我们走出自满自足的状态”。 1938 年，贝聿铭到纽约游玩。有一天，他去中央车站接朋友时，遇到一位端庄秀丽的中国姑娘，她叫陆书华，正要去卫斯理学院读书。对陆书华一见倾心的贝聿铭忍不住“献殷勤”，提出开车送她去波士顿，但被矜持的姑娘拒绝了。也许是天意，当天晚上，贝聿铭得知陆书华乘坐的火车因飓风而耽误时，他便开始打电话要求约会，从而成就一段姻缘。巧的是，陆书华的父亲早年也毕业于麻省理工，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陆书华本来也想像父亲一样进麻省理工读工程，但父亲建议她去附近一个“很好的女校”，于是她进入了宋氏三姐妹以及冰心都读过书的卫斯理学院。陆书华的英文名叫Eileen 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将之错译成“卢爱玲”。 当麻省理工还在维系旧有的建筑教育思想时，“邻居”哈佛大学却开始全心全意地向新流派敞开胸怀。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约瑟夫·哈德纳特大力提倡现代主义，而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upius）。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先驱，纳粹政府上台后，格罗皮乌斯离开了德国，在伦敦工作了几年后，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建筑学系主任，从此居留美国。与全心拥抱新思想的哈佛不同，属于传统派的爱默生对格罗皮乌斯不屑一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