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心雕龙》研究论文汇编民国《文心雕龙》研究论文汇编

前 言 周兴陆 中国传统文论巨著《文心雕龙》，民国时期进入现代学术视野后，在现代“文学理论”的观照之下，上升为中国文论的经典，甚至与西方文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其实，对《文心雕龙》的性质，学界的理解并不一致。章太炎推崇刘勰的“大文学观”，很少得到世人的响应。学界更多是依据自西方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文心雕龙》作出阐释和批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对“以西释中”模式曾有自觉的警醒，但“龙学”界缺少这种理论的自觉，导致“龙学”研究存在畸轻畸重的现象，理论阐释和评论既有新见，也有偏颇，值得总结和反思。 一 20世纪现代“龙学”的发轫，可追溯到1906年前后章太炎在日本“国学讲演会”上为留学生朱希祖、钱玄同等讲授《文心雕龙》。章太炎的“大文学观”在刘勰《文心雕龙》中找到依据[i]，因此他对《文心雕龙》的文学观颇为推崇，说：“《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讔，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的确，《文心雕龙》涉及的文体非常广泛，如《书记》篇列举了谱、籍、簿、录等古今多品，“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文心雕龙·总术》篇曰：“发口为言，属翰曰笔。”传统文论里一般明确地把口头的言语与形诸文字的文章划分开来，章太炎据此而提出“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但章氏文学观在现代文坛上没有得到多少相应，章太炎对《文心雕龙》的阐释，也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传统的“龙学”是在文章骈散之争中展开的，至现代则转化为“纯文学”“杂文学”之辨。*早依据“纯文学”观念对《文心雕龙》作出批评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杨鸿烈[ii]。他的长文《文心雕龙的研究》连载于1922年10月24-29日的《晨报副刊》，后收入其论文集《中国文学杂论》（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在该文《导言》里，杨鸿烈批评刘勰《文心雕龙》说： 他这书*大的缺点，*坏的地方，就是“文笔不分”；换句话说，就是他把纯文学和杂文学的界限完全的打破混淆不分罢了。在他那文学观念已经大致确定明暸的时代，他倡导出来立异，要想以文载道，这是他*大的错处。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固然是想要表明他在当时算的一个文学的革新家，但他的缺点，总是不替他掩饰的。 全文七节，第六节以近2000千篇幅指擿“《文心雕龙》全书的根本缺点”，他认为从晋代以后，文学的观念就渐渐地确定，所谓“文笔之分”，就是纯文学与杂文学有分别，狭义的文学与广义的文学有分别，这是文学观念的进化的一件可喜的事！“文”就是纯文学，“笔”就是杂文学。但是刘勰却把这个区分打破，倡于复古一面，使文学的观念又过于含混，又使文笔不分。这真是全书的缺点，刘勰犯下了一个大错！该文虽出于一个年轻的在读学生之手，但放到现代“龙学”史上看，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张文勋先生曾评价说：“像杨鸿烈这样较系统地阐述和评论《文心雕龙》的文章，可谓是凤毛麟角，也可称得上是‘龙学’理论研究的先驱。”但是杨鸿烈用“纯文学”“杂文学”来解释传统的“文笔论”，又是草率的。张文勋先生指出：“这是一种误解，或者是把现在‘纯文学’的概念硬套在中国古代文学上，没有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我国古代文学体裁分类和西方文学观念不同，所以也不必要按今天的‘纯文学’去要求它。”[iii] 杨鸿烈《文心雕龙的研究》等文标举“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对立，以之解释传统的“文笔论”，对于现代学术中刚刚起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心雕龙》研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郭绍虞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杨鸿烈，但是他1928年的论文《文学观念及其含义之变迁》和实践此思想而撰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都接受了杨鸿烈的观点，以“纯文学”与“杂文学”解释“文”和“笔”[iv]。一直到晚年，郭绍虞都没有放弃这个观点，坚持认为：“‘文’指诗赋，兼及箴铭、碑诔、哀吊诸体属于纯文学一类的作品；‘笔’指章奏、论议、史传诸体，属于杂文学一类的作品。”[v]以自西方而来的“纯文学”“杂文学”解释中国传统的“文笔论”，对于接引西方文论观念、促使文学革新，当然有其意义，但它是以丧失中国传统文论的独特性为代价的。 杨鸿烈“以西释中”的阐释方式，不仅影响到当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对现代的《文心雕龙》研究也产生了深重的影响。许多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都衡持“纯文学”观念对刘勰作出批评，如梁绳祎说： [i] “大文学”这一概念可追溯到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章太炎没有直接提“大文学”，今人为了有别于“纯文学”“杂文学”，称章太炎“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的说法为“大文学”。 [ii] 杨鸿烈（1903-1977），别名宪武，曾用名炳堃、志文，云南省晋宁县人。1919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一年后转入英文系学习。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历史，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河南大学等校任教。后留学日本，汪伪政权时期，担任过宣传部事业司长等伪职，沦落为汉奸。除了《中国诗学大纲》《中国文学杂论》外，还撰著过《中国法律思想史》《历史研究法》等著作，产生广泛的影响。 [iii] 张文勋《云南研究的先驱》，《学术探索》2000年第3期。 [iv] 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2018年第2期。 [v]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