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无关风与月

诗人之死 派出所打来电话时，杨宗初正在为刘小柳拉赞助。派出所问他是不是文联主席，他说是。派出所说那你过来一趟吧，你们的诗人死了。杨宗初看了看旁边的刘小柳。刘小柳正跟赞助商窃窃私语，耳朵与嘴唇几乎粘到一起。杨宗初不高兴地冲话筒说：哪个诗人？对方说： 钟鸣。 等杨宗初赶到小旅馆，已是一个小时之后。刘小柳要跟他去，赞助商必欲她吃完饭才放行，所以耽搁了。但等饭局结束，刘小柳又改变了主意，不跟主席去看死人，而应赞助商之邀去洗脚。杨宗初开着文联的破现代孑然而往，一路骂着街上的傻逼司机，逶迤来到北关新安街。新安街是条单向胡同，短小弯曲，一头连在闹哄哄的大道上，好似一条可以忽略的阑尾。街口电线杆上箍着一块长条形灯箱招牌，上书“如意旅社”，一个血红的箭头指向街内。杨宗初将车停在街口，步行进入“阑尾”，遥见一辆依维柯横在一家小院门口，车身上喷有“法医”二字。很显然，钟鸣就死在这个家庭式小旅社。 宅院很小，一栋开放式两层老楼房几乎占光了地皮。钟鸣住的那间在二楼。警察们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法医将钟鸣装进尸袋准备运走。杨宗初要跨进房间，被一名警察严厉喝止。杨宗初略感懊恼，小警察不识大名人，似乎是社会的耻辱。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屋内一便衣男闻声回头，招呼他进去。便衣男是所长，打电话通知杨宗初的人。所长让他看看尸体，确认是不是他们的诗人。杨宗初问死了多久，所长说五天。尸体横陈床上，法医哗一声将拉链拉开。杨宗初说：就是他。所长笑了笑，你都没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房内空间狭小，老式木架床和一张两斗桌占去了大半面积。桌面上有一本老式黑胶皮笔记本、一支钢笔、半瓶啤酒、两只塑料杯和若干花生米。花生米摊在塑料袋里，已经生长出白而细密的毛。啤酒瓶和笔记本之间丢着一张身份证。杨宗初将身份证捡起来，递给所长。 有身份证呢，就是他，错不了。 所长嘿嘿一笑，不再勉强。杨宗初知道他是讥笑自己胆小，颇觉羞愧，但就不愿回头张望。所长身后站着一名妇女，四十多岁的样子，脸肌松弛欲垂，肤白而粗，仿佛发霉的墙壁，明显是被长年累月的劣质化妆品毁掉了。杨宗初注意到她手腕上套着一只锃亮的手铐。 他怎么死的？杨宗初问所长。 嫖娼的时候得了马上风。 钟鸣竟然死于马上风！杨宗初惊讶极了，本能地回头望向尸袋。还好法医在他拒绝验身后已把拉链拉上，他只看到了鼓囊囊的海蓝色袋子。杨宗初被自己的本能动作吓了一跳，连忙把眼光转到妇女身上。手铐证明一切，她就是那匹马了。多有意思的事啊！在杨宗初的想象里，钟鸣可以有无穷种死法，几率*大的当然是饿毙沟壑，或者醉死街头，其他如服毒、上吊、跳河等等，也是颇具可能的选项。可是他竟然死于嫖娼！现实永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杨宗初一时感慨万千，甚至想捧腹大笑。但在此时此地，发笑无疑是不合适的。他仔细打量妇女。妇女一脸麻木，勾头而立。杨宗初并不能从她身上观察出什么潜藏的秘密，但在这个怪臭弥漫的房间里，所有东西都扎眼，只有她看上去相对舒适一些。 我按身份证上的地址给他们村打电话，村支书说他家没人了，他也有十来年没回去过。所长在旁边说：杨主席，你知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亲戚？ 不知道。杨宗初摇头。我跟他也不熟，就请他吃过几次饭，资助过他几回。 亲朋好友呢？ 他这人性格孤僻，独来独往，好像也没什么亲朋好友。 两名法医一前一后拽起尸袋，要把钟鸣抬走，忽有两人匆匆而来，堵住了门口。杨宗初扫了一眼，都认识，打头的瘦高个儿是作协主席吴学圃，后头那个是副主席。所长给杨宗初打过电话后，久候不至，就又按钟鸣电话本上的记录，通知了县作协主席。小小房间又挤进两个人，顿时密不透风，怪臭味亦不堪拥挤，几乎要破窗而逃。吴学圃跟所长交谈了几句，与杨宗初则仅仅彼此一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他要看看老钟。所长示意法医打开袋子。杨宗初听到拉链嗤然一声长响，然后房间内一片死静，过了几秒，又听到吴学圃叹了口气，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杨宗初心内冷笑：假惺惺！但是他吴某敢看遗容，显摆胆大，当众把自己比了下去。杨宗初夹在人丛里，难免有点难堪。吴学圃凭吊了几秒钟，回望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