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丛书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文版序 本书由曹魏、西晋时期政治史、社会史相关的11篇论文构成，*初的日文版刊行于2012年，出版社为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基于这本著作，我于2013年获得了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次的中译本，可以说是2020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晋武帝司马炎》的姊妹篇。两者都以魏晋时期为研究范围，但一为论文集，一为概说书。举例而言，《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第五章《八王之乱的本质》是《晋武帝司马炎》八王之乱相关部分撰写时的重要参考。至于第三章《关于西晋国子学创立的考察》，则是《晋武帝司马炎》中未能涉及的全新论题。 如果列举本书所收论文的主题，属于政治史篇的有：是否复肉刑的相关议论、魏明帝曹叡、西晋国子学的创立、《晋辟雍碑》、八王之乱、西晋宗王；属于社会史篇的有：贾谧“二十四友”、《世说新语》中《俭啬》和《汰侈》、《钱神论》、《释时论》、西晋墓志。总而言之，本书以公元三世纪的魏晋时期为范围，选取了人物、事件、著作等课题。坦率而言，因为课题比较分散，所以本书并非围绕着一个宏大问题而展开、各章节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论文集。我展开研究的方式，是在仔细阅读文献史料、金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朴素的问题，而后通过查阅诸种资料，*终解答问题。如前所言，我的研究课题比较分散，有些漫无目的的任性感。或因如此，虽然曾申请过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出版资助，但未能成功。不过，本书*终将这些散漫研究编织在了一起。正是基于这些成果，我个人对于魏晋时期历史构造的见解逐渐得以形成，即本书的结语部分。举例而言，我认为魏晋帝国重蹈了秦汉帝国崩溃的某些覆辙，如党锢之祸与八王之乱类似，黄巾之乱则与永嘉之乱类似，等等。 书中11篇论文的*初发表时间，自1982年始，迄于2009年。在此期间，我先后经历了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京都大学文学部研修员、京都外国语大学教师等几种身份。该时期日本中国史学界，尤其是六朝史学界的动向，大致以1970年为分水岭。1970年以前，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六朝隋唐时期属于古代还是中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六朝时期的主角——贵族的本质问题（寄生官僚还是地方名望家），学界不断展开争论。1970年之后，这些争论的风潮退去，研究者们沉浸于各自具体的研究之中。受此影响，我个人展开研究的方式也是阅读史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题目散漫。不过，对于此前学界争论的主题之一——六朝贵族制的本质，我也进行过思考，但一开始没有完全想明白。因此，在撰写《晋武帝司马炎》一书时，几乎没有使用“贵族”这个词。为了探寻贵族制的本质，我参加了由谷川道雄老师发起的内藤湖南研究会——内藤湖南正是“六朝贵族”这一概念的创始人。此后，我撰写了《内藤湖南中世贵族说的逻辑》（收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等论文，对此问题展开考察。而关于贵族制的本质，正如本书结语所言，基于书中所收录的诸篇论文，我赞成川胜义雄老师对于六朝贵族制的看法。此外，我也受到同时期欧美新史学思潮——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本书第十一章《西晋墓志的意义》中所涉及的心性史讨论，即为其例。 在六朝史相关的学术争论逐渐消散后，或是作为一种替代，各类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具体而言，有成立于1989年的魏晋南北朝史青年学者会（后改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的六朝史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的濑户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成立于1997年的六朝学术学会，成立于2006年的三国志学会。以上学会，我本人都参加了，并在大会、例会等场合受到许多启发，也不时报告论文初稿，接受评议。此外，随着日本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流日渐兴盛，我积极参加过许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会议报告。例如1992年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日本方面以谷川道雄先生为团长，共带领14名学者参加。我仍然记得，在9月18日上午的大会（主持人为周伟洲先生）上，我进行了题为《西晋墓志的意义》的报告，由南京博物院罗宗真先生评议。本书第十一章正是以此次报告为基础而形成的。 拙著的研究成果，究竟哪些会为中国读者所接收，哪些又会受到批判，我心中颇为惴惴不安。而书中的诸篇论文，以及基于诸论文所形成的、展现我个人对魏晋历史见解的结语，如能承蒙读者们不吝赐教，则是我莫大的荣幸。 *后，我要对承担如此艰难翻译工作的陆帅、刘萃峰、张紫毫三位老师致以满腔谢意。此外，也想对帮助本书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老师、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保顶老师以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洪扬女士表示深深的感谢。 福原启郎 202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