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壁之围:一战中的德国和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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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决定
密谋者
“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是德国人，更不是协约国，而是我们。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利奥波德·冯·安德里安—瓦博格男爵以这样一句坦言开始了他关于1914年7月的回忆录。在*后的和平年月里，一个紧密的少壮外交官团体影响着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安德里安便是其中的一员。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恩贝格女公爵索菲被波斯尼亚塞族恐怖分子杀死。在刺杀事件后剑拔弩张的数周时间里，时任哈布斯堡帝国驻华沙总领事的安德里安正在维也纳休假。7月9日，他被传召到哈布斯堡外交部接受问询：倘若帝国对塞尔维亚——政府圈子认为该国支持了这次罪行——发动进攻，俄国可能会做何反应？ 4年之后，已经饱经磨难但并无悔意的安德里安回首往事，描述了自己那天在外交部感受到的充满密谋气息的奇特兴奋感。36岁的内阁大臣首席顾问亚历山大·霍约什伯爵愉快地迎接了安德里安。1 霍约什是少壮外交官团体的核心人物，后来，当他想到自己是“大战真正的发起者”（1916年，他曾这样愧疚地向一位红颜知己吐露）时，就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我们必须和安德里安分享我们的秘密。”霍约什当时大声地说。“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塞尔维亚要“低头认罪”。受到多年孤立、挑衅和羞辱之后，看着列强环伺，神圣庄严的哈布斯堡帝国将不再坐视不理。所有年轻的外交官都同意，而且他们的政治主人们也都相信，现在的威胁是致命的，而时间是紧张的。当哈布斯堡领导者们终于决定要决然、猛烈地出击，即在巴尔干发动战争时，恐惧与绝望为一种孤注一掷的欢欣鼓舞铺平了道路。2
**次世界大战是由少数统治精英发动的。他们的民众没有被征询过意见。1914年夏天，相互的猜忌、边缘政策、傲慢、敌对和（*重要的是）恐惧在欧洲各地的权力大厅中非常普遍。可是，奥匈帝国的领导者们是个例外，因为只有他们，从1914年7月初开始便在积极地策划发动战争。他们希望借由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的是一场巴尔干战争，而不是一场世界性战争，而且他们格外坚定地想要挑起这样一场战事。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是个敏感的人，他热爱艺术与马匹胜过政治，且从未以坚强有力而著称，但他是这些图谋的主要推动者。他手下那些咄咄逼人的少壮外交官以及哈布斯堡军方在鞭策着他。6月30日下午，皇储遇刺两天后，贝希托尔德觐见了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这位83岁的皇帝从未跟他那被杀害的侄子有多亲近，但贝希托尔德发现皇帝深受打击、十分悲伤。君臣二人达成一致：实施“容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3
1914年，欧洲的结盟网络和势力均衡使得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动的任何攻击—无论是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充满了危险。自从1903年的民族主义军事政变让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登上塞尔维亚王座以来，哈布斯堡帝国与塞尔维亚事实上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塞尔维亚新政府和官员不仅使国家摆脱了作为奥匈帝国卫星国的地位，还时而秘密时而公然地支持“大塞尔维亚”这个煽动性理念。这一理念旨在将南部斯拉夫诸省从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分割出去。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是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强有力的领袖，也是秘密革命组织“统一或死亡！”的创始人，他支持着在哈布斯堡治下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恐怖活动，而且尽管奥匈帝国的调查人员并不知情，但他正是1914年暗杀斐迪南大公的阴谋的组织者。4 然而，塞尔维亚这个弹丸小国的后盾是强大的俄国，后者正是哈布斯堡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竞争者。俄国与法国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盟，而且在1907年之后，俄国通过三国协约与英国建立了较为松散的联盟。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任何龃龉都会迅速牵及上述列强。贝希托尔德明白，如果想要随心所欲地对付他认定的对奥匈帝国继承人之死负责的幕后国家（证据尚不充分），他需要将德国人拉为盟友。德国是哈布斯堡帝国唯一可靠的盟友，也是欧洲**军事强国。7月5日，亚历山大·霍约什被派到柏林去寻求支持，他随身携带着两份文件。**份是弗朗茨·约瑟夫致德皇威廉二世的信。这封信在哈布斯堡外交部起草，信中警告说，一定不能“姑息”塞尔维亚的“犯罪性煽动”。第二份文件是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对同盟国的战略情形做出了悲观的评估。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不久，这份文件由资深的外交部部门主管弗朗茨·马契科男爵根据贝希托尔德的指示起草。暗杀事件发生后，它被匆忙改写，基调变得更加具有火药味，且被重新组织得能引起德国人的关切与焦虑。这份备忘录强调哈布斯堡帝国在巴尔干影响力下滑，有必要与保加利亚，而不是同盟国不可信赖的秘密盟友罗马尼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备忘录还强调了法俄同盟日益增长的自信，而这一点会引发柏林的严重担忧。附言中提示“将会无所不为的大塞尔维亚煽动活动”可能会非常危险，并且提倡采取强硬行动，暗示使用武力。但两份文件都没有公开提及战争，因为尽管贝希托尔德已经决意如此，但皇帝还不能完全下定决心，而且位高权重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反对战争，而蒂萨伯爵的意见不能被轻视。霍约什是一位跟柏林联系十分紧密的战争提倡者，贝希托尔德选择他出使柏林，就是为了打消德方的疑虑。这位鹰派的内阁大臣首席顾问会让德国人明白，哈布斯堡政府准备开战。5
德国人对霍约什带来的信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德皇威廉二世是斐迪南大公的好友，对于大公的不幸遇刺深感愤慨。在德皇驻维也纳的大使于刺杀事件两天后发来的报告上，德皇十分愤怒地写下了潦草的批复：“必须好好收拾收拾塞尔维亚人，而且要立刻行动！”6 7月5日，他和哈布斯堡大使瑟杰尼共进午餐，瑟杰尼此前已经听取了霍约什的简报；德皇收到了哈布斯堡皇帝致德皇的信函和那份备忘录。读完了这两份文件之后，德皇表示会给予“全力支持”，但他也有所保留，说自己必须先和自己的首相特奥巴登·冯·霍尔维格商谈此事。7 次日，瑟杰尼和霍约什跟霍尔维格会面，并得知“无论我们做何决定，我们都可以确定，德国人始终都会站在我们一边”。8 这两位外交官员也是这样向维也纳汇报的。德国领导层开出的这张恶名昭著的“空白支票”，为哈布斯堡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动进攻提供了必要的外交支持，并且打开了通向7月底的国际危机的大门。关键在于，德国领导层在这么做时完全清楚，这会“引发一场严峻的欧洲动荡”——正如威廉二世在读完弗朗茨·约瑟夫的来信后所说的。曾与霍约什在7月5日共进午餐的德国外交次长阿瑟·齐默尔曼甚至估计：“倘若贵国对塞尔维亚有所行动，有九成可能会出现一场欧洲大战。”9 然而，当天下午，在威廉召见首相霍尔维格、外交次长齐默尔曼以及他的军事顾问们时，这些担忧都消除了。首相和国防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都对奥匈帝国是否真的决意动武表示了怀疑，并且这些领导者得出了一致意见，即使他们的盟友真的果断对塞尔维亚开战，俄国也不会介入。10 现在，德国把所有的主动权都交给了维也纳。7月6日，在和霍约什、瑟杰尼会面时，德国首相强调，下一步如何行动完全听由奥匈帝国。他表达的唯一倾向性意见是，倘若军事行动被认为是必要的，那么行动宜早不宜迟。11
7月7日，奥匈帝国的大臣联席会议——*接近内阁的奥匈帝国组织——召开，在会议期间，德国人的答复无疑有利于贝希托尔德。负责主持会议的贝希托尔德从一开始便竭力主张“使用武力，一劳永逸地终结塞尔维亚的阴谋诡计”。奥地利首相施图尔克伯爵、帝国的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帝国的国防大臣亚历山大·冯·克罗巴廷都倾向于对塞尔维亚用兵。唯一的反对者是匈牙利首相蒂萨。尽管蒂萨能够否决对塞尔维亚马上开战的提议，但这其实是一个空洞的胜利，因为哈布斯堡军队中的许多士兵在那个夏季正休假在家帮助收获，因此这样一场进攻根本就是不可能发动的。蒂萨建议发出*后通牒，并且不情愿地同意*后通牒中的要求应当是“苛刻的”。然而，贝希托尔德在总结会议时把自己好战的想法加到了已经同意的结论中。他一方面承认“存在着不同观点”，一方面又坚持说“会议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因为匈牙利首相的提议仍然很可能会引发跟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而贝希托尔德和其他与会人士都认同这样一场战争是必要性的”。12 哈布斯堡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能够确保战争会发生，因为起草*后通牒的任务正是由外交部负责的，即使大臣联席会议随后会审查*后通牒。贝希托尔德公然承认，他有意将*后通牒拟定得十分苛刻，以引发战争：7月10日，他十分坦率地告诉德国大使，他正在“考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才会让塞尔维亚人感到完全无法接受”。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冯·吉斯尔男爵在大臣联席会议当天也在维也纳，在会议结束之后，他前去会见贝希托尔德，外交大臣给他的指示甚至更加直接：“无论塞尔维亚对*后通牒如何反应，你都要断绝两国外交关系，离开塞尔维亚。战争一定要进行。”13
在哈布斯堡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当中，*让人不安的特点是他们在考虑战争时的随意性。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仅仅一周半之后，帝国的所有军事和民事大臣（除了蒂萨）都主张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听说刺杀事件时便支持发动战争。14 直到7月13日，也就是那次关键的大臣联席会议召开之后的第六天，负责证实贝尔格莱德的政府在这起刺杀案中的关涉程度的调查员才出具报告，而且调查员*多能证明的，也只不过是塞尔维亚政府负有某种模糊的“道德过失”，而并不能证明塞尔维亚政府有共谋罪行或对刺杀事件负有责任，但这两个事实被弃之不顾。15 也不管如下令人生疑的伦理问题，即仅仅为了一对皇室夫妇的遇刺便悍然发动战争（哪怕是一场短时间战争），而且与战争相伴随的还有苦难与无辜之人的殒命。即便是单纯地从强权政治的角度出发，进攻塞尔维亚也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决定，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激怒俄国，而俄国的常备军规模是奥匈帝国的三倍。16 贝希托尔德深知，塞尔维亚受辱对于那个东方巨人而言影响重大，因为他在7月14日兴高采烈地告诉弗朗茨·约瑟夫，这将会“让俄国在巴尔干的威望深受打击”。17 大臣们也很清楚开战的风险，因为他们已经邀请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在大臣联席会议上讨论他的计划。康拉德告诉各位大臣，如果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开战之后俄国选择介入，那么倘若他能在动员令发布的五天内得知，他便可以调整哈布斯堡的军力部署来迎击俄国。康拉德当时十分自信，认为如果得到德国的帮助，他便可以打败俄国与塞尔维亚，但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在会议上明确表述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他说出的很多话令大臣们很忧虑。他打破了大臣们的幻想，他们原以为在哈布斯堡自己的军队在南部与塞尔维亚人作战时，帝国的东北部边境仅依靠德国就会得到保护。他警告说，位于帝国边境的加利西亚可能会在战争的初始阶段遭到入侵。*坏的情形（尽管这不太可能）是帝国不得不同时既与俄国和塞尔维亚交战，又与罗马尼亚和黑山交战，总参谋长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胜利的可能性“不容乐观”。18
哈布斯堡领导者们无视这种巨大的风险，开始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做战争准备。他们感到时间十分紧迫，正如贝希托尔德在7月7日的会议上告诉各位同僚的，帝国“没有时间可浪费”。目前*大的危急之处，似乎并不是军事冲突，而是行动的迟缓。蒂萨在7月14日也转而主战，即便是他也承认：“绞索已经套在了我们的颈项之间，倘若我们现在不剪开绞索，那么它终有一日会将我们绞死。”19 尽管奥匈帝国的大臣们、军方人士以及皇帝已经达成了开战的共识，却无法马上对塞尔维亚开战。这种拖延是两个原因导致的。首先，军队尚未做好准备。这一点颇为讽刺，因为康拉德长久以来都是哈布斯堡领导层中*为好战的。自1906年就任帝国总参谋长以来，康拉德多次主张对塞尔维亚、黑山、俄国，甚至是对帝国的盟友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贝希托尔德曾经把康拉德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意见揶揄地总结为“战争！战争！战争！”20 然而，正如上文已经说到的，哈布斯堡军队此前允许其士兵在夏天回乡帮忙收获，而且尽管康拉德在7月7日的会议之前不久便已经叫停了夏收返乡的许可，可他无法召回已经回乡的大量士兵，因为一旦下达召回令，欧洲列强必然会意识到奥匈帝国的开战意图。因此，在士兵们原定返回驻地的7月25日之前，任何军事行动都无法启动。造成拖延的第二个原因是，法国总统雷蒙德·普恩加莱、总理勒内·维维安尼于7月20日至23日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开展国事访问。一方面考虑到外交礼仪，一方面根据马基雅维利基本原理，即倘若这两个盟国没有机会协商它们的反应，那么哈布斯堡的形势就有利，于是，哈布斯堡领导层决定，等到法国领导人离开俄国，再向塞尔维亚发出*后通牒。21
7月19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后一次帝国大臣联席会议在贝希托尔德的宅邸谨慎地召开了。大臣们都乘坐着没有标志的汽车前来，这只是他们诸多保密措施中的一项。在此前五天，康拉德和国防大臣克罗巴廷招摇地开始休假，以便给外界造成奥匈帝国完全无意动武的假象。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新闻媒体此前一直在跟幸灾乐祸于大公遇刺事件的塞尔维亚报纸针锋相对，从而增长了紧张气氛。但如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新闻媒体被要求避免谈及塞尔维亚。大臣们希望奇袭欧洲，以避免任何随之而来的调停与威慑。22 在此次会议上，大臣们批准了贝希托尔德的年轻顾问们绞尽脑汁起草的*后通牒。这份通牒的基调是庄严而愤怒的，它提出的要求十分严格。通牒开篇便对塞尔维亚提出了严正控诉，指出该国纵容了“一个颠覆运动…… 该运动的*终目标是将奥匈帝国的部分领土分裂出去”。因此，塞尔维亚有道德罪责，因为它的袖手旁观导致了“一系列未遂的谋杀事件和…… 谋杀事件”，其顶峰便是6月28日的刺杀事件。*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在官方媒体上一字不差地刊登一份羞辱性的断绝关系声明，表明塞尔维亚政府与所有分裂奥匈帝国领土的活动划清界限，并且刊登一份警告，即坚持参与此类活动的官员和其他人将受到“严厉处罚”。*后通牒还阐述了十项行动要点。前四点要求塞尔维亚必须遏制反帝国宣传活动的实施者，包括与刺杀事件有关联的“塞尔维亚民族自卫组织”。第七点和第八点要求逮捕曾帮助过他们的塞尔维亚官员，第九点要求塞尔维亚政府解释为什么它的部分官员在6月28日刺杀事件之后发表了“敌视”奥匈帝国的言论。第十点仅仅是命令塞尔维亚确认自己会立即落实上述要求。*具争议的是第五点和第六点，这两点打破了禁忌，因为它们侵犯了塞尔维亚的主权。第五点要求同意奥地利官员参与镇压塞尔维亚密谋运动。第六点尤其是为了让这份*后通牒变得不可接受，它要求让奥地利官员参与在塞尔维亚本国开展的针对所有刺杀事件同谋的司法调查。塞尔维亚人只有48小时的时间来做出回应，吉斯尔大使得到了口头指示，要求塞方无条件接受*后通牒，并威胁塞方，任何其他答复都将致使两国关系立刻断绝。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