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科举制度革废与近代军阀政治兴衰 1905年9月，清廷准袁世凯、张之洞等联衔所奏，谕令自丙午（1906年）科始，停罢科举。至此，清季持续多年、为中外人士深切关注的科举存废之争，终以近代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宣告结束。科举制度的废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严复尝称此举“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美国学者罗兹曼（Gilbert Rozman）视废科举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认为它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近年来，国内学者亦纷纷从文化及社会制度新陈代谢角度，论说科举制度废除的意义，相关成果不胜枚举，其中肯定性质评价居主导地位。 鄙意以为，清季为发展近代学堂教育、培养人才而废除科举制度，其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看到，科举制度毕竟与西方以专业人才培养为特征的近代教育制度不同，其主要内涵在于以公开的竞争性考试选取政府官员并以此维系“文治”社会的存在，若轻易将其完全否定而又善后乏术，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民初军阀混战、黩武主义盛行即与此有关。为证明此点，本文拟就清季废除科举制存在的认识误区展开分析，并将同期中、西方对考试制度的不同取向做横向比较，以证其偏颇。以此为基础，文章将以科举废除后传统的重文轻武观念被尚武精神取代这一价值转换作为切入点，考察科举废除与近代军阀政治兴起的逻辑联系。由于这一问题颇为复杂，穷尽其内涵殊非易事，本文所论，只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至于探幽发微的研究，尚须俟诸来日或来者。 一、科举革废之议及其认识误区 批评科举制度者，唐宋以还，历代均不乏其人。季明以后300余年，“封建”统治渐入末造，社会矛盾尖锐，国家需才孔亟，而真正能够匡时济世之人才，九州之内，每难其选。由是朝野人士对这一制度的批评渐趋激烈，革废之议见诸文牍章奏者，比比皆是。科举制度历1300余年的发展演变，积久弊生，遭受批评，良有以矣。像顾炎武那样对科举制度持激烈批评态度的著名思想家，洞悉几微，识力超群，所言诚不可谓无见。然而，稍加留意亦不难发现，截止科举制度废除，国人对该制度的批评大多局限在教育这一特定层面：对“时文”的批评主要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表达对科考的不满，用非所学，学非所用，不利于培养及选拔人才，尤为锋镝所指；而对科举压抑新式学堂的指控，则主要着眼于新式教育发展。这类批评显然有失偏颇，存在明显的认识误区。因为就内涵而言，科举制度不仅是传统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是一种体现文治精神的政府官员考选制度。纯从教育角度审视，科举制度确实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然而从以公平考试的形式来选拔国家文职官员的角度审视，在未找到这一制度的功能替代物之前，率尔将该制度全盘否定，并非明智之举。 讨论这一问题须把握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不同时代对于教育的特殊需求。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宗法制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社会，政治上表现为君权至上，君主统治“万世一系”；思想文化领域自汉“罢黜百家”之后，儒术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科举制度正是适应中国社会基本特征，在总结隋唐以前官吏荐举制度利弊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科举考试注重儒家经典的阐释并不偏颇。正是通过以“四书文”为特定内容的考试，学子们普 遍认同了儒学包含的纲常名教，从而使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在入“仕”之前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加之科举制度所造成的虽数量不大、却客观存在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上下流动，限制了类似西方中世纪那样的特权阶级的产生，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明显的作用。1733年雍正帝颁布上谕指出：“国家以制科取士，所以觇士子所学；而士子所学，关乎世道人心。”亦道明了以“时文”为主要测试形式的科举取士制度对维系世道人心的作用。那种以为“时文”不过雕虫小技，与国家治乱兴衰初无关涉的见解，于中国传统的政学关系，实在还蒙着一层隔膜。 科举制度注重学子对于“性命之学”的修养功夫，以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既定，一技之长则可置诸可有可无之列。这种取舍标准若是迟至工业化社会才提出，固应引为诟病。然而，科举时代的中国尚处农业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分工还接近原始，专门之学少有成熟者，专门之业也多未形成。民国初年，社会分工有了一定发展，相当一些在新式学堂获得文凭的“知识分子”都还在为谋取一份能够发挥一技之长的工作犯愁，被迫“改行”的人为数不少。试想，在清或清以前时代，若将科举变成专业人才考选，这些专业人才到何处去寻找用武之地？质言之，科举是前工业化时代政府官吏的考选制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业人才选拔制度。既是考选官吏，考试内容当然不能过于专业化。清末以学贯中西著称的辜鸿铭在与端方讨论中国官吏是否“亟须讲求专门学问”时，说出一段令端方无法辩驳的高论： 窃谓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以精其业；至大人之学，则所以求明天下之理，而不拘拘以一技一艺名也。洎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使之割，锋刃果利，则无所适而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以之割羊肉也亦可，不得谓切牛肉者一刀，而切羊肉者又须另制一刀耳。 辜氏在清末民初每被目为“怪人”，也许正因为“怪”，他才看透了一般人看不透的事理。这并不意味着无须讲究专门之学。就学用关系论，科举取士注重艺文楷法，但为官治事则需要诸如法律、农 桑、水利、盐铁等方面的知识，非科目之学所能济事。故一般士子仅将“时文”当作敲门砖，仕途之门打开后，还得研习为官之道及相关学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科举制度下学用分离的缺憾。 另外，批评科举制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人还有一个严重的疏忽，即忽略了幕府制度的存在为科举获售却不懂专门知识 者在官场立住脚跟可能提供的臂助。幕府制度是中国官僚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各级官吏周围都结集着一定数量的幕僚。幕僚的作用类似现代秘书，但地位比秘书高，故民间有“师爷”之称。为人师爷须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或工于谋划，或精通律令，或擅长赋税关榷之征，或善为章奏疏表之文。由于专业性很强，学为师爷也就成了一门学问，有专门的授业之师。清代浙江绍兴以出师爷闻名，正像湖南盛产吃苦耐劳的兵士一样，故有“绍兴师爷湖南兵”一说。专业化的“师爷”进入幕府，使作为“幕主”的官员得以从各种专门之学中超脱出来，使“外行管内行”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在晚清，一些著名的封疆大吏都千方百计罗致幕僚。像曾国藩、张之洞等官吏，幕府人才均盛极一时。曾国藩从政的20余年间，幕僚总数超过400人。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洋务、外交、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均汇聚曾氏幕府。曾国藩幕府能集中如此多的人才，按照李鼎芳的说法，并不是由于曾氏专业知识超群，而是由于他“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才能足以服人”。曾氏在近代历史上的事功表明，在幕府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以辜鸿铭所说的“大人之学”考选官吏，并非毫无道理。 至于科举阻碍新式学堂的发展一说，看似符合客观事实，其实也有认识误区。在科举尚存的时代，士子多不愿到新式学堂肄业，故清末朝廷广兴学堂的谕令，每成空文。但深入探究则会发现，对于新式学堂不克发达而言，科举不过是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而已。 科举与学校教育内涵不同，从社会功能上看，两者并非不能互补，因而本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问题出在国家的“政策导向” 上。传统中国社会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农业视为“本”业， 把工商视为“末”业。新式学堂讲授各科，农学而外，多属“末 技”，囿于传统，学子自然裹足。此乃政策及传统观念之过而非尽关乎科举之不良。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给予科举士子诸多好处。朝廷命官，科举出身方为“正途”，其他则系左道旁门；读书人一旦获得功名，即便不入“仕途”，亦可享受免却钱粮劳役的优待，成为有社会地位的士绅。利禄所在，众必趋奉。连严复这样的杰出人才也未能免俗，留学归国后仍以没有科举功名为憾，多次参加乡试。等而下之者，自然更难脱俗。陶模将“利禄之途仍在科 目”视为学子不愿舍弃科举的原因，是颇有见地的。如果国家广开利禄之途，俾新式学堂出身者亦可享受各种殊荣与实惠，按照沈毓桂设想，“此假八股取高第，彼亦以格致取高第”，则学堂未必不能与科举比肩并立。 事实上，在1895年之后的10年间，朝廷已开始谋求变更科举的形式与内容，试图让科举与学堂能互补共存，在科举考试上表现出吸纳或包容西学的倾向。戊戌正月，朝廷开经济特科，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6门，“按西制凡由公学卒业者，给以文凭作为出身，盖合制科于学堂也”。值得注意的是，考卷中引用西学也开始成为时髦。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一书中描述说： 在一段时间里，考试的题目明显染上了西学的色彩。那些能够在答卷中多少显示一点西学知识的考生，几乎都可以确保获得功名。对于极为简单的数学、地理或天文问题的正确回答据说也可以得到某种成功的回报。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某地的一位考生因为写出了摩西十诫，称之为西方的法典，也获取了功名。 当时还是童生的吴玉章参加了1902年的科考。他后来回忆说： 开考后，“我便把学到的‘新学’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结果县试和府试均成绩甚佳，府试还得了**名，并得到阅卷人“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的批语。 显而易见，近代国人就废除科举所做的讨论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对科举制度弊端的认识基本局限在教育这一特定范围，并没有 认真考虑在教育之外，同时具有铨选政府官员这一政治功能的科举制度在维系传统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存在通过变通适应时代发展的潜在可能。 由于庚子以后国人思想的激进化开始加速，谋求问题“根本解决”逐渐成为时代的呼声，于是局部改良也就被认为于事无补。1901年八股取士废除后，科举制度受到的攻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无已。1903年冬，张之洞、张百熙等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主张自丙午科起，递减科举中额，期以10年，“取士概归学堂”，“破”与“立”均在考虑之中，尚不失稳重。190年春，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获胜，国人大感意外。论者咸谓日胜俄败乃立宪战胜专制，于是立宪之议腾起，而立宪人才培养则被视为立宪能否成功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递减科举中额的办法也被认为缓不济急。1905年秋，立停科举之议提出并获朝廷允准。于是，甲辰（1904年）恩科也就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后一场科试。而沿袭千年的科考制度，也随着教育制度的新陈代谢，被“现代化”浪潮 彻底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