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心

自序 我们和我们的历史（节选） 中国的历史，有多少故事值得后人去讲！这套丛书名为《回到中国历史现场》，我试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找到一个片段，可以是一个故事，可以是一个人物，也可以是一段思考，还可以是一种情绪，将其置于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场景中，有矛盾，有冲突，有悬念，读罢让人若有所思，*后有些收获。 基于信史，阐释历史，讲述故事，非常重要。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历史学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但这句话必须要有一个前提：信史。历史不是主观认定的，它必须有确凿的根据。力求真实地反映和再现历史，是史学家*为基本的学术道德准则。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不做历史考据，也不写历史小说，更不戏说历史，*为反感的是那种精心预设一个子虚乌有的“历史标靶”，然后集中火力攻击，并以此来进行证明或否定。此种手法，有时很讨巧，但终非正道。 近年有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所谓爱国主义之类的宏大叙事都是不可信的，只有个体叙事才是真实的，甚至有人试图以所谓个人叙事、小叙事去解构宏大叙事。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细节的真实，不等于历史事实的真实。因为历史细节纷繁复杂、有轻有重，并不是所有细节都有助于弄清真相，有些细节还可能掩盖真相。比如，我们不能因为慈禧太后纠正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就认定她是一代明君。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应当重视的是那些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 因此，我一方面在史料中努力选取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细节，让人读懂个人与家国发展至今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讲故事”的能力，注重鲜活与真实的融合。 “讲故事”的能力很重要。《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甚至说，史前时代，智人获得了*终的成功，就在于“会讲故事”。人和人之间的合作，不需要彼此熟悉，只需要认同同一个故事即可。这些故事可以是同一套法律规则，同一种宗教信仰。当然，赫拉利所说的是广义的“讲故事”。但我理想中的历史故事，也是如此境界，即共识之构建，重点在于对历史的共识。好的历史故事，不是告诉读者一些历史细节，比如慈禧太后每顿饭都吃些什么，也并非教人如何从纷纷扰扰的历史中学习生存之道，而是努力告诉读者：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 哪个人的身上不带着历史的烙印？科幻小说《沙丘》中，生活在沙漠深处的弗雷曼人有极具仪式感的穴地狂欢，喝下沙虫的生命之水，得以抹掉回忆、忘记历史。但这只是科幻小说。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和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一个人的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传承着父母的基因。但这个人的精神和思想中，却流淌着历史的基因。只有我们读懂了中国历史，尤其是自 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才会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仁人志士，又有那么多汉奸败类；为什么有人基于中国的历史对未来充满信心，而有些人却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歪曲、抹黑历史，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很多人充满自信，“此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花（种花，谐音中华）家”，而有些人却恨父母没给自己生一副白皮囊 …… 我们都背负着历史往前走。在路上，共识很重要，共识也很难得。讲好历史故事，构建国人共识，正是我辈的使命。 …… 长 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太多这样壮烈的“殉道者”，他们殉的“道”，是共产主义理想。 人们习惯说“中国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确实，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中，可以依稀找到类似的为了理想信念赴汤蹈火的先贤影子，但找不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把价值观与方法论、理想与纪律进行融合，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一切其他党派的独特属性。 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会读懂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样，读懂了中国的近现代史，才会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44年夏天，中国守军与日寇在衡阳有一场惨烈的大战。我父亲当年二十出头，曾被日军征去当挑夫，后来伺机逃脱。衡阳保卫战，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但是，衡阳保卫战注定不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历时半年。德军突入了城区，占领了市中心，继而占领了整座城市 80%的地区。苏联红军一度岌岌可危，但硬撑着没有崩溃。*后崩溃的是德军，严寒降临，他们被增援的苏联红军“包了饺子”，此役*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的转折点。但是在衡阳，在中日双方都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始终没有等来援军的衡阳守军*终被迫投降了。后人无法指责衡阳守军，他们尽力了，他们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但这毕竟是留给历史的*大遗憾。多遗憾啊，衡阳守军都听到了遥远的枪炮声，如果援军能打进来，崩溃的就是日军，但历史又哪能假设……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确实找不到几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这是历史注定的遗憾——那个时代的中国，虽竭尽全力，仍身不由己。 这种无力感弥漫在 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中，有些人甚至已习惯了跪姿，把他搀起来，他双腿发抖，忍不住还想继续跪下去，直到抗美援朝几场对外敌酣畅淋漓的胜利之后——1950年冬天，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美军号称*能打的精锐部队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残了，清长大捷的消息传来，不仅美国人震惊了，100年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中国人的日本人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一个国家靠什么赢得尊重？实力。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大于冲突，信奉“国虽大，好战必亡”，但是，没有实力守护和平的时候却去奢望和平，就是莫大的悲剧。 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显的就是这股在 20世纪 50年代注入的“精神国力”。这种强大的力量，是中共在无穷的苦难中磨砺出来的。 前些年，趁公干出差或休假旅游，我断断续续走完了长征路。2011年夏天，我们驱车翻越夹金山，这也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座大雪山。山路盘旋，海拔渐高，车到山顶王母寨，大雾弥漫，几步之外的山路林石皆隐没不见。山顶氧气稀薄，我们走得很慢，轻声说话，突然间，大雾中现出一座碑来，“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王母寨纪念碑”，碑前有香，青烟袅袅。跟山下宝兴县城青衣江畔的长征纪念碑相比，这座碑低矮且简陋，但于沉沉雾中蓦然显现时，扑面而来的历史感，真切且深刻。 在长征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同样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同样有救国救民的初心，甚至连党的组织形态都同样“以俄为师”，堪称“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但为什么却在历史中走向了两个方向？除了信仰、理想、纪律、政治建设、群众关系等因素，国民党还缺少了一场苦难的长征。 读懂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遭遇过的一次次苦难，才会理解她的一切：不会屈服于外力压迫的“硬骨头”，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自我纠错能力，对纪律的严格要求，“理想信念大于天”的忠诚 …… 很多人误以为，长征之后，中共和红军就安全了，但鲜为人知的是，西安事变爆发前的 1936年年底，中共和红军已山穷水尽，濒临绝境。一方面，陕北地瘠民贫，难以支撑一支大军；另一方面，红军寻求战略空间的努力严重受挫，西渡黄河失败，西路军损失殆尽。虽然红军当时已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秘密结成三位一体，也在与国民党秘密谈判，但蒋介石手握一手好牌，自然想赢光对手。他逼迫张学良给疲惫不堪的红军补上*后一枪，你不开枪，就调走，换嫡系部队上来。张学良左支右绌。红军局势日急，甚至计划再来一次长征——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经山西、河南、陕南，一年之后再打回到陕北或甘北。此行将途经国民党中央军势力范围，可以想象，这将远比此前的长征更艰难，红军和大批干部能否还保持下来，都将成问题。恰恰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 这是历史对中共的眷顾吗？“运气”无法解释，更多是历史的必然：长征结束后，面对国内国际局势，中共进行了重大战略转变，由“武装保卫苏联”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促成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处境和形象。在外部因素中，张学良的转变至为关键。这个身负家恨国仇的军阀，在与红军秘密谈判时突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见谢春涛主编《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当时中共中央同意，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张学良没能入党。张学良要求入党是一时冲动吗？探寻风雷激荡下的人物内心，确实是一场生动的历史课。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说道：“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 ……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的）内心。” 为什么逆境中苦苦求存的共产党能够绝处逢生、绝地反击，而手握一手好牌的国民党，却把牌打得稀烂？答案，可以写成皇皇巨著，也可以很简单：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一个价值观集团。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路上，新的长征，新的磨砺，从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