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

经历过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对生物安全这个概念已经毫不陌生。以往庙堂之论，已经飞入寻常巷陌。生物安全，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跨学科议题，所系甚广、所涉颇深。但同时，生物安全更是攸关每位公民、每个家庭、每个国家的热点话题，必须重视、必须普及。生物安全，就是人*切身的安全。无论是公共卫生、食药疫苗、农林牧渔、物种生态，还是生物新技术、新威胁、新伦理、新挑战，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安全。正因如此，生物安全既要科学探索、严谨论证，更应科学普及、正本清源。这就是生物安全问题*突出的两面性，也恰是*容易引起社会分歧的根源所在。因此，提高普通公民对生物安全的科学、理性认识，是构建全社会生物安全威胁防御能力的关键一环，也是建构起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休戚相关、紧密联系的根本纽带。于是，说起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既需要一些纵论横谈，更需要一些活生生的例证，于管窥中解析脉络精髓，从枯荣里阅览春秋古今。 人的安全是*大的国家安全
“医及国家乎？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国语》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哲学观，即上医医国、大医治世。自人类文明肇始，治病救人就与济世治国深度交融。生物安全威胁自人类文明兴起之日就是切肤之疾，而生物安全自国家诞生就是关乎国之存亡的大事。
上下五千年，多少部落生灭，多少民族兴亡。因大规模疫情暴发引发人种的灭绝和文明消亡的案例并不在少数。炎黄华夏，于苍茫穹宇中滋长繁衍、绵延永续，独特的医人之方、活人之术无疑是特质之一。自上古起，炎帝一脉有神农氏亲尝百草，创立的中草药医疗系统一直延续至今；黄帝一族神医扁鹊创立了“望闻问切”的诊断体系和针灸等医疗系统。自上古而来的数个中医医疗系统在历史长河中螺旋演进、交融发展，成为千百年来守护中华民族人民健康、种族繁衍的生物盾牌。这就是中国人民的生物防御体系。
活人之术和医人之方，让濒危的生命存续；治世之策，更让文明之火传承以致燎原。《韩非子·喻老》记载不可“讳疾忌医”在中国家喻户晓。与此类似，中国历代法、儒、道等各家大量典籍都记载了以医人喻治国的寓言故事，成为以疾喻事、针砭时弊的典故载体。而诸如《国语》《汉书》等政治和历史文献，也都深刻阐述了“上医医国”“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先进理念和智慧。实质上，这些浸润在中国历史中的点滴，都是将生物安全的哲学理念与国家安全的具体实践进行的有机结合，是中华文明中传承而来的宝藏。对于指导我们当前和未来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维护生物安全的实践工作，构建人类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独特的、弥足珍贵的价值。
而今，生物安全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组成要素。在医人与治国济世之间，生物安全*直接关系到人的安全。从种群安全到生态安全，从自身安全到共同安全，从休戚与共到治乱兴衰，生物安全攸关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和民族安全。全方位了解和重视生物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 “过量即毒”的哲学启示
“任何物质都有毒性，没有无毒的东西。只有剂量决定什么东西没有毒性。” 这是中世纪欧洲著名医学家、化学家巴拉赛尔苏斯（1493—1541年）的传世名言。巴拉赛尔苏斯，意思是“超过名医赛尔苏斯”（para：超过，celsus：赛尔苏斯），也就是比古罗马时期著名的医生赛尔苏斯（公元前25—50年）更伟大。显然，这是一位名医的“医名”。瑞士苏黎世人冯·霍恩海姆（Von Hohenhein），为自己起了这个著名的“医名”，并以此闻名于世，以至于无人记得他的原名。
而人类文明总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追寻神技神医就是古今中外的一贯做法。巴拉赛尔苏斯的“医名”恰如一千六百多年前，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人民惯于将神医都称为“上古名医扁鹊”。上古神医，以针灸治疾，就如喜鹊的喙，啄人便得治愈之喜，以此被奉为翩翩之鹊。时至春秋，上古神医扁鹊的名号依然响彻民间。各家名医的神奇事迹，都被归于扁鹊。《史记·太史公自序》讲：“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将战国时期*著名的医生姬姓秦氏名越人（秦越人），作为“扁鹊”称号的典型，记录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由于各类关于扁鹊行医的趣闻、典故的记载时间跨度从公元前8世纪持续到公元前4世纪，因此如何看待扁鹊一直为医家所争。日本名医安滕惟寅（1706—1782年）所著《扁仓传割解》指出：“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
这位欧洲的“秦越人”——巴拉赛尔苏斯——“赛扁鹊”，被誉为近代医学科学的奠基人。虽然很多论述在现代科学看来仍未脱愚昧，但也是时代所限。而他的许多观念至今仍在发挥关键作用，成为生物安全的核心法则。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巴拉赛尔苏斯主张医学科学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基础上，反对古代的迷信医学，尤其是自古罗马时期克劳狄乌斯·盖伦（129—200年）所传承超过1300年的“四体液学说”（即认定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组成）。巴拉赛尔苏斯提倡将化学应用到医学领域，奠定了医疗化学的基础。巴拉赛尔苏斯反对“万灵药”，而是主张将单一物质作为特定疾病的药物。他在实践中采用很多新药物，成为著名的“药剂师”。有说法认为，风靡西方的塔罗牌中的魔法师的形象就是以他为原型。他所倡导的用单一药物治疗单一疾病的理念，就是近代西方医学、药学的核心基础，且沿用至今。
巴拉赛尔苏斯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剂量即毒性”是他为“毒理学”创造的传世之功，核心理念是物质的平衡需要一个“度”，即所谓“过量即毒”“过犹不及”。人类是地球生态中的一个物种，按照自然演化的规律与环境协同进化，人类的出现之所以尤为特殊，就在于演进出了智慧与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使得人的个体能力得到巨大增长。人类以血肉之躯，却可以飞天下海、无远弗届，可以探索宇宙、登陆月球，也可以操控原子、改造世界。人类个体能力的极大拓展和整体能力的巨大飞跃成为地球生态的*大变量。尤其是在广义进化的维度上，人类的出现和发展为地球生态体系中的单一物种演进按下了“极速键”和“未知键”。
然而，天道轮回，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作为地球生态的物种之一，人类一直都面临着人与自然、与其他物种间，以及在人类物种内的多重生物安全威胁。这种威胁与其说是一种需要被动防御的威胁，不如说是因为人类主动改变环境所必须付出的“再适应”和代价。自然界维持稳态平衡的核心，是每个物种都占据着独特的“生态位”，通俗而言，就是生态食物链的特定范围。一旦突破原有的生态位，无论是拓展能力还是改变习性，任何变化生态位的物种以及整个生态系统都需要进行“再平衡”。这种再平衡的过程是残酷的，必须付出成本和代价。例如食用野生动物引发的疫情反噬、滥用抗生素引发的耐药性微生物出现等，都是这个道理。人类经过进化，成长为地球的王者种群，既戴王冠，必承其重。
在生物世界，人类永远都不能独善其身。而冥冥中操纵种群群体诞生、发展的“看不见的手”，一直在以恒定的规律深刻操纵着世界。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规律，而是自然规律，即所谓“自私的基因”。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才刚刚搞明白决定遗传规律、生物特性的物质不是蛋白质、不是油脂、不是纤维、不是骨骼，而是承载于染色体之上的基因。短短几十年，基因这个词听起来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正如早期人类如何认识到人是用脑思考而不是用心脏思考、搞清楚究竟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一样，这是非常艰难而又伟大的发现。这扇天窗的打开，让半个世纪以来的生物科学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染色体以其特定的规律分裂、复制、遗传，基因以其特定的方式表达蛋白质，产生生理效果。人及一切地球物种，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服从于基因的运行规律。繁衍与生存，都是传播基因的渠道。大自然就是有这样一双强大而无处不在的“看不见的手”，将人类的发展与安全玩弄于“五指山”中。人类无论如何发展强大，依然受到自然规律的左右，对种群数量和形态都构成影响。这种影响是内生的生物安全，也是所有生物安全问题的内核与哲学基础。 作祟的资本市场“劣根性”
1955年6月，日本一大批刚刚生育不久的母亲发现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不停腹泻、发热、吐奶，并且陆续出现了皮肤发黑等严重症状。一开始，母亲们以为是中暑，然而大量相同症状的婴儿在日本各地陆续出现，这就是“森永砒霜奶中毒”事件。医生们很快发现，这些婴儿都在食用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奶粉，而这些奶粉居然添加了砒霜！原来，森永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严重损害婴儿的神经、内脏。中毒的婴儿长到几岁后,又相继出现痴呆、畸形、残疾等病症,其家庭再遭劫难。
仅半年后的1956年，日本又暴发“水俣病”事件。小镇水俣的居民患上了奇怪的“猫舞蹈症”。患者口齿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手足麻痹、感觉障碍、视觉丧失、手足变形，*终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实际上，这是汞中毒，导致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遭破坏。1963年，日本多地再次暴发水俣病，该病的罪魁祸首是当时日本的氮生产企业。氮广泛用于化学肥料，制造过程中要使用含汞催化剂，而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汞。该事件暴发前，日本曾自豪地认为，日本的经济成长是“在以氮为首的化学工业的支撑下完成的”。然而，这个“光环”产业却给当地居民及其生存环境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1968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米糠油”事件。当年3月，日本多地养殖的几十万只鸡突然死亡，但当时并未深究原因。然而从当年6月起，日本出现了大量指甲发黑、皮肤色素沉着、眼结膜充血等症状的患者，之后在全国蔓延。至1977年，因此病死亡达数万人。调查发现，日本企业在生产米糠油时，为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在脱臭过程中使用了多氯联苯（PCBs）液体做导热油。因生产管理不善，多氯联苯混进了米糠油中。受污染的米糠油被销往各地，导致食用者中毒、患病甚至死亡。
持续的丑闻及导致的病况一波又一波，冲击着原本祥和安宁的日本社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的日本，经过彻底改造，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社会生活秩序恢复、生产蓬勃发展，战争创伤也逐渐平复。当时的日本民众怎么也想不到，无数个家庭就这样突然万劫不复。公共卫生安全，一直是日本*引以为傲的“文明标杆”。早在1876年，日本就发布了《禁止销售用进口染粉着色的饮食物》等行政规制。1900年，日本正式实施食品安全立法。日本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和保障，是当时全亚洲的先驱和标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于1947年出台《食品卫生法》，并一直沿用至2003年《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出台。
一面是先进完善的管理规范、法律体系和光芒万丈、高歌猛进的龙头产业、“光环”企业，另一面却是民众的生命安全遭受严重侵害。日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欧美国家的劣迹就更加不堪铺陈，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已不为世人所熟知。与日本类似，18—19世纪，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起飞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且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危害和影响，其中*典型的是普遍的牛奶造假案例。在19世纪20年代，据称伦敦有50%—75%的牛奶使用污染过的水进行稀释，然后以面粉调稠，加入胡萝卜汁作为甜味剂，并用有毒的黄色颜料进行调色。 19世纪中期，纽约的婴儿们则遭遇了更严重的境况。那里的牛奶绝大多数都产自饲养的奶牛，饲料则来自酿酒厂和啤酒厂的粮食废渣。饲养场非常拥挤，工人在不洗手的情况下提取和加工牛乳。在出售前，这种“泔水奶”（swill milk）散发着酒精气味，并被进一步稀释，用巴黎的粉笔末和石膏调稠，加入糖浆。
综上所述，为什么是在工业化起飞的时候，民众遭受到如此多的生物安全危害？显然，从全世界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规律。这些危机事件与国别、政府、文化、体制等都无必然相关性，而是与发展相联，是发展的“伴生病”，是发展成就背后隐藏的巨大伤痛。
国家生物安全实践具有极强的历史阶段性和规律性，其重要性也与人类工业化的现代文明伴生增长。例如产品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就是在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出现的，今天发达国家相对严密的生物安全体系也正是在曾经极其严重和普遍的生物安全危机刺激下逐渐完善形成的。英国、美国、日本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百年来快速崛起的日本出现的案例尤其典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化工产业急剧膨胀，进而接连发生了多起极其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问题产品”引发的公共卫生安全有其独特性，能导致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这
种独特性在于，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指标往往无法轻易甄别。通俗来讲，民众到市场上买一个苹果，可以用肉眼观察果皮是不是皱了来分辨它是不是放久了，但很难通过看外观、看色泽，甚至不能通过口感来鉴别它是不是喷洒了有毒农药来防止虫害，是不是添加了有毒化学品来催生促壮，提升观感、口感。恰恰相反，那些用过“特殊手段”处理的产品，往往让人更有购买欲。添加剂、染色剂就是这种“特殊手段”中相对安全和规范的一类。“日本添加剂之父”安部司，就因撰写《食品真相大揭秘》为人熟知。他用添加剂制成风靡市场的“肉丸”，见到自己3岁的女儿对此“爱不释口”后，因痛心而“幡然悔悟”。
特殊手段总非正道，还是那句话，“剂量即毒性”。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大量在现代工业技术助力下经过包装的添加剂制成品，甚至有毒物质制成品，因为口感好、成本低导致市场参与者进行逆向选择， 也就是劣质产品驱逐优质产品、不安全产品驱逐安全产品的现象。但是更严重的后果，还不止于此类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严重的问题在于，上述现象逐渐演进发展，*终可能导致市场的萎缩和消失。结合进化论和博弈论而形成的“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就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如果占群体绝大多数的个体选择进化稳定策略，那么小的突变群体就不可能侵入到这个群体。或者说，在自然选择压力下，突变者要么改变原有策略而选择进化稳定策略，要么退出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消失。通俗而言，那就是当一个群体形成稳定策略后，任何违反此策略的个体都将被淘汰。这一现象在生物安全领域，尤其是产品的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明显。这既包括食品、日用品，也包括药品、疫苗、保健品等，与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攸关生命健康安全。
当一个行业形成普遍默认“劣质”规则后，任何遵守原规定、生产安全产品的企业就“违反了行业规则”，而*终将被排挤出市场，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奇特现象。例如19世纪20年代，虽然伦敦的毒牛奶问题多次引发轩然大波，但由于英国议会担心商人的强烈反对，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做出反应。同样，面对纽约的“泔水奶”，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整治措施已经是十年之后。在这些“进化稳定策略”中，人民安全并未成为统治者在宣称“普世价值”时的优先选项。 “两用性”与恶魔的玩具
“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大师肯尼迪·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说的这种邪恶中，居其*者当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其中*令人毛骨悚然且不可知的当属生化武器，但是今天世人已经不记得生化武器的恐怖。经历了广岛、长崎的核武器爆炸、美苏数十年的冷战核恐怖之后，核武器的禁忌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已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感觉。
大约100年前，生化武器还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是“战略大杀器”，主要大国无不趋之若鹜，甚至连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也不得不努力探索。1913年，武汉汉阳兵工厂开始尝试生产*初步的毒气弹——“伤脑气”时，每枚炮弹价格高达12两纹银。到1922年时，用常规炮弹简单改造的毒气炮弹（甚至谈不上什么杀伤力）价格已经高达每枚27—28银圆。以至于当时两湖巡阅使致信直鲁豫巡署称：“初次改装，费工甚大。如再多造时，可以设法省工。”虽然如此，直鲁豫巡阅使却批复：“奉谕造*恨（狠）之毒气炮弹二百颗，愈速愈好。”让北洋政府自上而下紧催忙赶、不计成本督造的“毒气炮弹”究竟有何迷人之处呢？当时陆军部军械司记载：“法火药，*厉害，一物不得见，一步不可行，生擒贼兵用之；五里雾，顺风用，人马闻气，涕泪不绝，互相戕杀；追魂雾，上风用，七孔流血，其人立死；烟球毒药，若其气中，人则口鼻血出，以害人攻城。”
如今读来，这些还略显蒙昧的名称和用语，依然使人瑟瑟生寒。当时作为“害人攻城”的这一先进武器，实际上离我们还并不遥远。仅仅15年之后，中华大地上的军械工业生产单位就大批改扩建，大部分转为生产防毒面具。那是在日本侵华投放生化武器案例日渐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防工业不得不进行的应急快速反应。1932年，时任民国政府兵工署署长的陆军中将俞大维（后任“国防部长”，被誉为“兵工国父”）向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大地质学家翁文灏（后曾任“行政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称：“喷嚏和芥子气可造，其余尚不可半工业化。”1934年，陈济棠引进德国技术，建立主产防毒面具和相关设备的42厂（广东化学工厂），直到1946年停产。而同时代的23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国运。23厂是当时中国*大的军用化学厂，1932年由留美化学家牵头，与美国合建，专为化学战而设。1933年开始筹建，1936年投产运行，到1937年即量产工业化学原料百余吨、多型特种炮弹数万颗。这样一个拥有7个厂房、建有分厂的大厂，*初设在北京卢沟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迁移到河南巩县。不久，又遭破坏，进而西迁四川。*终在重庆被改编进了另一家工厂。1937年，全国生产防毒面具57034副，到1944年，下降至生产8000副。1940年，全国生产防毒衣20024套，到1943年滑落至6266套。如今，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全世界都能体会到这个数字背后的辛酸。每一套防护装备，就是一位战士的生命盾牌，就是一份战斗力的维系。往日辛酸，不堪回首。
这段历史细节非常令人揪心，也正因如此，生化武器的军备控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防控体系就尤为关键。可惜的是，这样的理想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仍未实现。人类*早的生物安全国际公约诞生于**次世界大战之后。1925年6月，国际联盟在日内瓦签署《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类似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日内瓦议定书》），至今仍在发挥法律效力。可惜的是，作为战时法则的议定书，在不久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能有效约束细菌和毒素武器的使用。在冷战高潮时期，美国首倡，苏联和英国响应，1971年达成了《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BTWC），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从战时法则到全面禁止，该公约于1975年的生效标志着全球生物武器军控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然而这份公约只完成了前半篇文章，仅强调通过加强各国国内立法和内部措施来全面禁止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而公约未提出具体的禁止清单（试剂、物种等）和阈值等，也未解决防御性研究与进攻性开发的区别问题，*关键的是未形成履约核查制度。
因此，事实上全球生物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俄罗斯1992年承认，在1979年乌拉尔地区军事设施内发生的泄漏事故导致了炭疽流行。美国于2006年曝出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存有细菌战计划的残留物——近2000吨没有生物安全文件的危险废料和活菌制剂。直到2019年8月的专家组会议和12月缔约国会议，《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履约依然步履维艰。虽然在建立互信措施、成立履约支持机构等方面持续实现进展，但实质性履约和核查机制并未出现任何突破。尤其是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议定书等核心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坚持反对态度，一方面又对其他国家履约情况横加责难。核心分歧在于，冷战结束后，保有生物科技优势（生物战优势）符合发达国家利益，普遍生物军控妨害其谋求单边优势。
上述现象，当然也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这双手就是生物技术的两用性问题。也就是发展进攻性生物武器与研究防御性生物安全手段，这两种活动如剑之双刃，在一般层面上很难甄别。这也是令所有军备控制学者挠头的事情。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言，研发核武器及其投送手段与发展导弹防御体系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攻防界限明晰。但是生化武器，尤其是生物武器则完全不同。这也是至今世界仍未形成可执行的生物武器管控机制的原因所在。归根到底，还在于生物技术的特质造成了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与怎么买一个好苹果，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而这种信息不对称，恰恰是生化武器持续存在、无法禁绝的一种内在特质。因为，维持战略模糊是战略威慑的一种手段。这种威慑并不依赖于确定性的武器、部署和作战能力。模糊性本身就已经达到了战略效果。这种战略模糊的形成有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也有可能是刻意为之，或故意不完全澄清。但无论如何，由战略模糊形成的威慑所需成本很低。即使可信度有一些缺陷，但性价比绝对超值。这也是很多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尝试运用炭疽杆菌、沙林毒气等制造袭击，并形成影响的原因。形成战略模糊的原因与生化武器的技术特性有一定关系。核试验可以通过地震波、空气中释放的同位素等进行监测，导弹试验可以通过雷达和卫星实时探测，而生化武器的研发、储存和试验的全流程都可以隐藏在合法的科研项目或工业设施中开展。同时，生化项目尤其是生物项目，其军民两用性相较核、导项目更为突出。生化设备和原料贸易的敏感性都远低于核、导项目。更关键的是，生化项目可快速实现民用与军用之间的相互转换。例如，发酵罐经过一两天的消杀清洗，就可以完全改变用途。这些技术特性导致了生化武器项目的“模糊性”很高，既有可能相对容易地将生化武器项目隐藏起来，又有可能相对草率地将民用设施误判为潜在的生化武器项目。 以生动实践迈向更好未来
历史上，世界及中国均出现过极其严重的人口数量大波动案例。究其原因，战乱与生物危机长期并生，是人类*大的挑战，更是国家安全*大的威胁。当前，生物安全威胁带来的冲击更加严重，因为更大的变化在于，现代生物科学与通常认识的以生物分类学、观察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等为主体的传统生物学已截然不同。高新科技助力下的新型生物威胁和挑战正在以全新形态呈现，在享受生物技术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人类也面临着生物技术误用和滥用、生物技术武器化、生物恐怖主义等严峻挑战。在分子生物学方法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生物安全*大的变局是生物技术的快速演进。人类在这一领域改造自然生态乃至自身的能力发展速度太快，影响太深远，对于究竟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