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五代十国七十年

前言
读懂乱世变局 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一直被认为是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大乱平定之后，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权力格局渐趋解体，藩镇势力迅速崛起。但是，唐祚并未就此终结，反而形成了一种皇权与藩镇共治的微妙局面，李唐王朝的统治模式在大危机之后实现了某种意义的转型。
然而，爆发于咸通九年（868）的庞勋兵变和乾符五年（878）的黄巢之乱却敲响了帝国的丧钟，席卷全国的战乱不仅冲击了李唐皇权，更是涤荡了藩镇的权力版图。在战乱和平叛的拉锯之中，新兴的军政集团渐趋形成，有旧藩镇势力，有被招抚的叛军首领，甚或还有归化的异族军事集团。
在激烈的权力格局重构过程中，李唐皇室由式微而衰颓，又由衰颓而出局。天祐四年（907）四月，出身于黄巢集团的藩帅权臣朱温胁迫傀儡唐昭宣帝禅位，曾经辉煌的大唐王朝走到了尽头。
朱梁取代了李唐，但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早已不复存在，定都于汴京的梁朝不过只是一个北方政权，江南、西南、华南的割据政权或明奉朱梁正朔而事实独立，或径自称王独霸一方。
即便是在北方，雄踞河东的沙陀李氏集团一直视朱氏为寇仇，占据关中的李茂贞岐秦王国则在奉唐朝正朔的名义下抗拒着朱温的兼并，独霸幽州的刘仁恭亦以河北天子自居。朱温虽然夺得帝位，但依然要面对混乱不堪的乱局，晚唐以来藩镇混战的局面并未结束。
自朱温篡唐之后，北方中国的皇权便进入了一个武力更替的特殊历史时期，短短五十余年（907—960）时间内，中原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更迭。鼎祚转移之激烈、社会之动荡，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故而被目为乱世，欧阳修曾言：“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卷一十七）
当然，所谓“乱世”同样也是一个英雄、枭雄辈出的时代，从英雄天子李存勖到至死抱憾的“明君”柴荣，又或是充满才情的亡国之君李煜，这些极富魅力的历史人物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
那个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唐宋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混乱中孕育着变革，是新时代来临的前夜，并不应该被忽略或遗忘。无论是军政制度，还是社会经济，又或是文化艺术，五代时期都是唐宋转型的过渡期。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没有五代，也便没有日后的宋元制度和文化。
与“五代”相应的是“十国”，二者共同构成了历史文本话语中的“五代十国”概念。五代时期，除了立国中原的五个朝廷之外，中国境内还有很多割据政权。纂修于北宋初年的薛居正《旧五代史》对于这些政权的处理分成了两类，“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二）即将称帝建号的割据政权归入《僭伪列传》，名义上向中原五代王朝称臣的割据政权归入《世袭列传》。
按照是否建国称帝为判断标准，其实就是看具体的割据政权对于中原五代王朝的臣服态度。《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至卷一百三十六，记载了当时割据势力中称帝的吴、南唐、闽、（桀）燕、南汉、北汉、前蜀、后蜀之事。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至卷一百三十三，记载了当时名义上臣属五代中原王朝的凤翔李茂贞割据政权、鄜延高氏割据政权、灵州韩氏割据政权、夏州李仁福割据政权、南平高氏割据政权、楚国马氏割据政权、武平军刘氏割据政权、武安军周氏割据政权和两浙钱氏割据政权的事迹。
所谓“十国”概念的发明者则是欧阳修，他在《新五代史》中将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列为“十国世家”。但是，对于“十国”以外实力也不容小觑的几个割据势力诸如李茂贞、刘守光、李仁福等，则统统归为“杂传”。
欧阳修并未说明“十国”遴选的标准，事实上，唐末五代的割据政权中，凤翔李茂贞的岐秦政权和幽州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桀燕都是跨州连郡、实力强大的区域政权。但是，这些实力不容小觑的割据政权并未进入“十国”范畴。相反，仅辖三州之地的高氏南平却被纳入“十国”序列，其地位实在无法担当。欧阳修肇端的“十国”概念流布于后世，又被清人吴任臣的《十国春秋》所固化，故而“五代十国”成为一般性的大众常识。
如果回到那个纷繁混乱的历史现场，如若泥守于“五代十国”概念，可能会丧失对历史细节和本相的体悟，忽略掉很多本应被高度重视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但是如果完全抛开“五代十国”的框架体系，又会陷入一种毫无头绪的无力之中。 在*大限度利用史料的基础上，借助传统叙事范式，可能是走近历史本相的一种可行办法。
笔者试图以《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五代会要》等基础性史料为本，兼择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钱俨《吴越备史》、张唐英《蜀梼杌》、路振《九国志》以及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等史书，在传统的“五代十国”叙事框架之下，还原从朱温篡唐到北宋一统之间七十余年的历史，*大程度地将被遮蔽的历史细节呈现于读者面前。细读这段乱世历史，体悟大变局时代的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