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赵冬梅作品

序：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
“日常生活”，由“日常”与“生活”两个词构成。
“日常”是指按照常规或者在一般情况下会遭遇、发生的一切，其实，日常与历史记载是“八字不合”的。现代新闻界流行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这种说法固然极端，却也说明了传媒的本质——求新猎奇，抓人眼球，追求点击率。就像现代传媒一样，传统的历史记载也倾向于记录那些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转折，比如“崔杼弑其君”，以及大人物的重要言行，比如“唐太宗君臣论治”。一般的狗咬人当然不是新闻，但如果大人物的狗咬了大人物，或许就是新闻了——对象的不同寻常也可以赋予寻常事物不寻常的意义。普通人喝酒唱歌属于日常，而赵王为秦王鼓瑟，秦王为赵王击缶，就属于由外交活动引发的政治事件，因为这关乎国家体面，甚至秦赵两国关系的走向。而永和九年春那一场曲水流觞的兰亭盛会，则因王羲之的绝妙书法被赋予了崇高的美学和文学意义而得以流传。传统历史记载中，如果没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见的。“日常”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它与生命同在，却与历史记载求新求异的传统追求相左。
“日常”在历史记载中多有缺失。举个例子，通常，我们读到的思想史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重要思想家的生平，一是重要作品的介绍和重要理论的解读。除此之外，那个时代一般性的思想状况——大多数人想什么、信什么，基本是缺失的。好比对中国地貌的介绍，只介绍一千米以上的山峰和峰顶的无限风光，一千米以下的丘陵、平原、盆地和湖泊一概阙如。当时的记录者之所以忽略了日常，是因为那是家喻户晓的，因此不认为有说明、记录的必要。可是对现代读者来说，古人的“不言而喻”却早已变得完全陌生——过去是一个外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我们这种后发国家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严重割裂了现代与传统。对现代读者来说，传统的“日常”是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的。对“日常”的关注，是近年来史学的重要进步之一。而如何从传统记载中把“日常”打捞出来，则是历史学者的专门技艺。能够说清楚的，是历史学在转变，开始从传统史学的套子里跳出来，立足现代向过去提问，关注日常，关注普通。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中文中的“生活”这一概念，泛指一切与饮食起居相关的情况、境遇，也可以指个体生命从生到死的遭遇。“日常生活”是所有日常中*寻常、*普通的。我把日常生活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的日常”，即所谓“寻常日用”，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在“生活的日常”中，我们关心古人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演变，关注变化的实相与原因——刘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诗百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蒸馏酒，酒精度太低了。刘伶与李白酒量如何，得拿一瓶二锅头试试才知道。汉文帝听贾谊讲课，听得动心不觉“前席”，因为他们都跪坐在席子上。李商隐有诗咏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可怜夜半虚前席”是说皇帝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地往前蹭，只可惜蹭也白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个“虚”字着落在这里，强调的是贾谊的抱负与皇帝兴趣之间的巨大落差，而不是让席子空着。从席地而坐到高桌大椅垂足而坐的变化，发生在由唐到宋的几百年中。这是“生活的日常”。
另一种“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们关注人的生命轨迹，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在任何时代，当一个新生命诞生，父母亲人都会为孩子祈祷——不求大富大贵，但愿平安顺遂，“平安顺遂”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平凡朴素的生活。然而，一个简单的“平安顺遂”所包含的内容却千差万别。首先，性别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不同，在传统时代，性别对生命的限制要远远超过现代。其次，性别相同，时代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比如，在整个传统中国，除非垂帘听政、出家或者当妓女，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12世纪后期以降，大多数华夏女子还要忍受缠足之痛。又比如，宋代以前，父亲是谁比儿子有怎样的成就更重要。到了宋朝，一个男人的父亲是谁对他的前途而言，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否会读书。书念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黄粱一梦，这是因为有了更为开放的科举制度。*后，性别相同，时代相同，社会阶层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不同。魏晋时期，王谢高门子弟的平安顺遂除了褒衣博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潇洒优雅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地位的责任，关键时刻必须能承担起政治责任；而同时代，一个士兵之子的平安顺遂就是平安地活下去，不要太早战死。“生命的日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限制。在任何时代，无论男女、阶层，过平凡而幸福的一生并非一桩易事。尽管我们每天会在发达的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消息，但我们绝不是史上*可怜的一个群体。处在时势的裹挟之中，在制度的规定之中，在自己欲望的驱使之下，在信息海量供给的当下，我们更可能是史上*知情的群体。通过探究“生命的日常”，我们看一看古人如何度过人生、体味生命。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文中回忆了他的个人生活在四十年中所经历的变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部简短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日常生活史。一个人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以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完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高中之前，家里照明靠油灯，他晚上读书打瞌睡，第二天就得顶着一缕烧焦的头发去上学。到县城上高中，他**次见到了电灯。1995年，他和朋友们筹款四万多元，给村里通上了电。然后，他看着通了电的村庄不断吸收着工业革命的成果——购买各种电器，甚至用上了自来水。人类日常生活如此高密度地快速变化，只能发生在当代中国这样积极进取、勇于改革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它有两个前提条件：**，后发者有前例可循，有榜样可学，无须太多创造，只要肯学习；第二，我们肯学习，见贤思齐，有谦卑的态度和开放的心胸，有容德乃大。
传统时期的日常生活，从某些角度看几乎是静止的。比如1900年前后，法倘若我们以为传统的日常生活就是死水一潭，永恒不变，它又会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服饰、衣冠、起居制度、生命的预期，无一不在变化之中。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八）中记载了一个好玩的段子：有个叫翟伯寿的人，喜欢穿唐代的服饰，自己取了个名儿叫“唐装”。有一天，翟伯寿去看他的朋友许彦周。许彦周头上梳着两个小髽髻，穿着犊鼻裈（样式参考日本相扑手制服），脚上蹬着高底木屐就迎将了出来。翟伯寿顿时看傻了眼儿。许彦周则不慌不忙地说：我穿的这是“晋装”，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故事发生在宋朝。也就是说，就服饰而言，晋装不同于唐装，唐装不同于宋装。显然，这唐装不是当下坊间所谓的“唐装”。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日常生活的变化静水流深，然而的确存在。透过历史烟尘，我们来观察和体会古人“生活的日常”与“生命的日常”，看变化，也看不变。
无论变与不变，*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和时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在传统史学中微不足道，却是*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心弦的篇章，无他，只因今天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爱欲挣扎，此事古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