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生态论纲

引言 （一） 中国有“盘古开天地”《太平御览》卷二引〔三国〕徐整《三五历记》。“女娲造人”《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汉〕应劭《风俗通义》。等人格神开天辟地、创造人类的神话，又有神农、黄帝、后羿、后稷等“圣王制器”、为民创作的传说。见冯天瑜：《上古神话纵横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293页。 西方元典《旧约全书》首篇《创世记》称，神（或译作上帝）六天区分昼夜，构建陆地海洋、编制节令年岁，滋生禽鱼走兽，按自己的样式造人，使其管理海里、空中、地上各样活物。天地万象造齐，神歇工安息，赐第七天为圣日（即后来所称之安息日、礼拜天）。 对于神创造时间、空间、生灵、人类及其文化的言说，可以作“自然神论”诠释：神（上帝）其实是自然本身，自然才是造物主，它于亿万斯年形成日月星辰、山川海洋、生命物种，以至诞育具有理性的人类并组成社会。人类凭借自然—社会条件，制造工具，包括思维工具这一“世上*美丽的花朵”，赢得认识世界、管理生灵的能力，拥有了人类独具的“文化”。 “文化”并非个别圣贤的独创，那种“凡生民千制百学，至黄帝而大备”康有为：《民功篇》，《康有为全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的说法可作如下诠释：“黄帝”等文化英雄，实为芸芸众生的代称，文化是众生依凭生态环境创制的“共业”。中华元典《周易》谓：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象传》。 又谓：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乾卦·文言传》。 这种“仰观俯察天地以成文”及人与空间、时间“合德、合明、合序”的议论，超越文化神造说，通向文化仿生说（此“生”即“生态环境”）。 另一中华元典《老子》将“天—地—人”效法的*高目标指向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自然”，本为形容词，“自”乃本身，“然”乃如此，合为本然如此、天生而然。“自然”又作名词，指物理性的大自然。任继愈先生因“自然”的前释（指规律、法则），而称老子为“唯心主义者”；因“自然”的后释（指物质实体），而称老子为“唯物主义者”。此乃“诠释多元”的一个明显例证。“道法自然”可通释为：天地人所循之道，皆以作为客观规律或物质实体的自然为本源、为归依，不存在创世的人格神。佛家“缘起十一义”之一的“无作者义”（没有造物主）见《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所列“缘起十一义”。，大意近此。 易、老、释重视生态环境，持“与天地合德”说、效法自然说、因缘说，排拒神造说，皆为关于文化生成的千古卓识。 （二） 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参天大树，是生态环境提供了这株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人类的家园”——地球，拥有完备的条件（空气、水、阳光、适宜的温湿度等），繁衍千万生命物种，而其中唯人类具备自觉意识，可以识别世界并有限度地构制人工环境，人因以被誉为“天地之心”“万物灵长”。 依凭自然创新文化的人类应当自信，却并无理由狂傲，正如一篇朗诵诗所云：“自然并不特别在意人类，而人类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谦恭、友善地对待自然环境，谦恭地处置与他人的关系，人类便得福报，文化便绵延繁衍。如果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能够主宰万方，恣意妄为，则必遭自然铁腕的回敬。 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古人已有“胜天”之想，却因能力限制，多以“顺天”行事。工业文明三百余年来，随着工具理性渐趋发达（蒸汽机—内燃机—电气机—信息网络递进），“征服自然”衍为近代主流意识，人改变自然的速度大大超过自然本身的变速，天人观的主流从“顺天”向“胜天”转化，在取得文明进步的同时，孕育着愈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人类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似乎能够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这些“胜利”包藏着巨大风险。生态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 我们**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全部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已经延传万千世代的天然病菌、病毒，而是掌握尖端技术的人蓄意或不慎打破生态平衡。这是具有理性的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 以新陈代谢为基本特征的有机体，其生命活动都以本物种的生存繁衍为中心，与他物种博弈、又彼此依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成生态平衡，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可持续过程。作为高级生命体的人类，追求个体及族类延绵发展，乃天性使然，所谓“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人既然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占有、消费资源，并按自身的需求对环境作某种改造，如将野生动植物驯化为家畜、农作物，挖掘运河、筑坝发电、开采矿物、获取能源、制造器具等。故要求人类放弃干预自然，是一种高蹈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是，人类改造自然，须有节制，维系生态平衡是必守的底线。 由自然、社会共组的生态世界似乎是静定平和的，但一旦严重失衡又是狂暴无情的，历史一再演绎过人类破坏环境、环境回敬人类的酷烈场景。人类应当对唯一的生态世界深怀敬畏，呵护生态的动态平衡。 （三） 人类很早就萌发生态意识（《老子》《周易》《孟子》《荀子》等中华元典有精辟的生态警句），积累了若干保护生态的经验（《国语》等史籍及《齐民要术》等农书多有记载），但形成系统、自觉的生态理论并付诸大规模社会实践，则是晚近六十年以来的事情。 1962年问世的《寂静的春天》被视作环境保护的现代开篇。在此以前，世界各国的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一词，“环保”在那时尚未进入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视野，《寂静的春天》启其端绪，发出关于DDT等杀虫剂伤害环境、理当严加控制的呼吁，却遭到美国各化学公司和主管农药的政府部门强烈反对，一批有工商资本后台并受政府支持的专家高调宣称“人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人类已经成功地管控生态环境”，连篇累牍谴责作者蕾切尔·卡逊（1907—1964），称其为“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大自然女祭司”。而当时及后来的无数事实表明，卡逊女士对生态问题严重性的揭示完全正确，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美国，甚至是整个世界。见［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此后，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文本《增长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