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古希腊民主制的兴衰(精装)

**章 古代与现代的文献来源 古代与现代的文献来源历史（history）——或者说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即对历史的书写——总离不开文献来源（sources）。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文献来源，写出来的作品只能是虚构的历史，*好也就是历史小说。关于“sources”的隐喻—相关和不那么相关但有价值的证据自发且未受污染地如清泉般涌出—并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正如查尔斯·达尔文说过的那样，一件证据要想有意义，必须支持或反对某种理论；而至少在人文学科中，各种理论就算不受门户之见禁锢，也总是会有价值偏向。“客观”或许是个高贵的梦想，但不过是个梦想。即使是*专业、*干巴巴的当代历史著作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虚构，因为如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深刻含义是，历史学家本人就是其所处时代的压力的受害者，而他/她在为当代读者记述或创作时，使用的必定是这一假想读者群能理解的话语。换句话说，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发明：他们在当代并为当代（以及未来，假如有希望的话）重新构建过去，确切地说，重新构建他们心目中的某一种过去。然而，他们在这样做时，严格、根本地以真实的证据为基础，或者说应该如此，而这些证据产生或要证明的年代，是历史学家记述的年代，而不是历史学家自己与目标读者所处的年代。 正如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德谟克拉提亚）一词本身的意涵就饱受争议。那些有作品存世的古希腊作者，在自觉、特意地书写民主的概念或某种具体的民主政体时，从未幻想或伪装出绝对客观的姿态。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本章的*后一节这一点会尤其突出）非常有意识地反对民主制，要么是基于原则，要么是基于务实的理由，要么二者兼有。然而这一惯例在古代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这个人是一位思想家，事实上是一位思想巨人，他不仅将古希腊政治理论化，还和学生一起对实际存在的政治体制的具体操作细节进行（或监督他人进行）了实证研究。虽然他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民主意识形态鼓吹者—也就是说，他并不宣扬贫穷的普通公民构成的demos对少数富有的精英公民的统治和权力、反对可能为后者带来*大利益的行为—但也不是坚定的民主意识形态反对者，就像他创建了雅典学园的导师柏拉图（我毫不犹豫会这么认为）。我所说的这个人正是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之子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没有出生在雅典，也没有得到雅典公民身份，但他成年后人生的四分之三时间都在雅典度过。他的出生地是位于希腊大陆北部的卡尔基狄克的斯塔基拉（斯塔吉鲁斯），在他于公元前384 年出生时，那里是邻近的马其顿王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地方小城镇；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尼科马库斯还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三世（Amyntas Ⅲ，公元前393/2—前369年在位）的宫廷医生。亚里士多德17岁时（尚未成年，但也不再是孩子）选择移居到雅典：这里是“智慧的市政厅”，他此后二十年的老师给雅典起了这样的别名。他加入了学园（Academy），这是一个以他们的导师为中心的非正式的知识分子圈子，其名字取自他们相聚学习讨论的小树林。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逝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雅典，在爱琴海东部游历了大约12年，其间他在莱斯博斯岛进行了基本的生物学研究，并娶了赫耳墨亚斯（Hermeias）的受监护人为妻。这位赫耳墨亚斯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希腊城邦阿塔耳纽斯的僭主（唯一统治者），对学术很感兴趣。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其身份还是外邦居住者（metic），现在他凭一人之力建立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即我们现代人通常所说的“吕克昂”（the Lyceum）。这一学术中心又是以其所在地得名，也位于一片神圣的树林中；这一树林祭祀的是善思辨的阿波罗的“狼形态”（阿波罗保护羊群和牧羊人不受狼群的袭击）。亚里士多德创建的这个学院还有一个名字，即“逍遥学派”（peripatetic），因为这位老师习惯于一边漫步，一边讲授知识。 不管有没有得到他众多学生的帮助，他通过某种方式，在之后的12年间，辑出了大约500篇有标题的作品，其中大多数作品（显白［exoteric］的作品）似乎都是面向吕克昂学院之外的大众的。这500篇作品中只有30篇左右较为完好地保存至今，而这些都是供学校内部使用的，因此被称为隐微（esoteric）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其中有一篇，在所有关于古希腊民主的历史中都有特别的地位：这本论著一般被称作《政治学》（Politics）。不过这里又有一个不警觉之人可能会陷入的陷阱。“politics”（政治学）是对希腊语politika的惯常翻译，而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个标题是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起的，因为这部著作本质上是由学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的。但不管这个标题是不是亚里士多德起的，他在这部著作中所指的都不会是我们所理解的政治，而是“关于城邦的事务”，而关于“城邦”，他指的不是任何政治实体和广义的国家形式，而是一种特指的国家形式，即古希腊人的polis。我认为，此词*合适的英语翻译是“citizen-state”（公民邦），而不是常见的“city-state”（城邦）。polis 不一定有，事实上通常没有很高的城市化程度，且希腊人对这些政治实体的称呼会是“雅典人”，而不是“雅典”，因为他们认为“polis等同于其中的人”，这里的“人”指的是成年男性公民。而且，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的polis有一个独特的个人理解：他认为polis 是一种“自然”的有机体，代表着一切政治实体或国家的终极目的（telos，teleology一词的来源）。和所有希腊政治理论家一样，亚里士多德没有将道德判断和冰冷的“科学”分析分开，对他而言，polis是一个道德客体，确切地说，是唯一一种让社会人在其中能够达到真正善的生活的政治共同体。这就是他广为流传但常受误解的对人类的定义——人是“政治动物”——的含义。 然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将通贯《政治学》全书的哲学线索跟书中更偏描述性、经验性的内容分离开来，因为该书经常指涉的乃至支撑全书的，是一套政治信息资料库，这些信息经过了极其认真和全面的研究（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而采样对象是在当时广义的希腊世界中存在的诸多城邦中的相当一部分：总数一千个左右中的大约一百五十个，这些城邦的地理范围从今天的西班牙东南部到黑海东岸的格鲁吉亚。这个涵盖了一百五十多种希腊“政制”（希腊语中是politeiai，但希腊人对此词的理解远比我们要宽泛，详见第二章）的资料库，由吕克昂的学生搜集资料，然后在那里被整理编纂，后广为传播。哪些历史证据能保留下来实属变幻难料，下面就是个例子：这个信息资料库中唯一存世的竟然是《雅典人的政制》，而且它本不该存留得相当完整。这份唯一幸存的手稿是写在莎草纸上的，因为干燥的埃及沙漠得以保存下来，在19世纪末被人发现；之后，它很快就被发布出来，并立刻就改变了我们对至少一种古希腊民主制度的认识。或者不如说，它令我们重新意识到，古代雅典并非只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民主制，在接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雅典出现了至少两种民主制，因为它经历了《雅典人的政制》的作者所称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