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译文经典:鼠疫(精装)

致函罗兰·巴特 ——有关《鼠疫》 罗兰·巴特先生 巴黎1955年1月11日 亲爱的罗兰·巴特先生： 您对《鼠疫》的观点，尽管可以彰显多么引人入胜，本人却未敢苟同。当然，善意的批评，不管什么评论都是名正言顺的。同时，像您这么大胆进行评论既是可能的，也是意味深长的。不过，我觉得在任何作品中，作者都有权倚仗一些不言自明的事实，至少点拨一下评论可以在怎样的限度内展开吧。例如断定《鼠疫》创立一种反历史的道义观和确立单挑独干的谋略。对此，我首先认为这必定会产生矛盾的，尤其没有把握住某些不言自明的事实，我们不妨选择其几个主要的明显事实概述如下： 一、 《鼠疫》，尽管我存心希望从好几层意义去阅读，然而作为明显的内容却是欧洲抵抗法西斯的斗争。其证明则是这个敌人虽然没有被指名道姓，但大家心知肚明，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有共识的。不妨举个例子，《鼠疫》有一段很长的章节在敌占区以战斗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过，仅凭这个情况就证明我运用了题材搬移。《鼠疫》在某种意义上比抵抗运动年纪事丰富得多，至少不见得很少吧，这是肯定无疑的。 二、 与《陌路人》(又译《局外人》)相比，《鼠疫》毫无异议地标志着从孤独反抗的态度过渡到承认必须分担斗争的共同集体。从《陌路人》到《鼠疫》之所以发生演进，因为是从休戚与共积极参与的意义层面上而言的。 三、 别离这个题材，您说在书中非常重要，为此非常引人注目。朗贝尔体现了这个主题，他恰如其分地放弃私生活而融入集体战斗。顺便告诉您，这唯一的人物便足以说明把朋友和战斗人员对立起来是会造成牵强附会的。这不，对两者来说，有一个美德是共同的，那就是积极的博爱。到头来，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不真实的事情。 四、 况且，《鼠疫》结束时告示并接受未来的斗争，见证了“曾经必须为克服恐惧而完成的事情，它永不停歇的武器……尽管斗士们个个痛心疾首……”　 我还可以发挥我的观点，但足矣。如果我觉得有可能认为在《鼠疫》中人们看到实施的道义还不足够的话(那就必须说出以怎样完整的道德名义)进而批评这种道义的审美也是合情合理的(而您的许多指责受到单纯的事实启发后有感而发，我不认为这符合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之相反，我倒觉得对此难以想象您所下的结论那样，说什么《鼠疫》作者拒绝与我们当今历史休戚与共。难哪，请允许我友好地对您说，有点儿令人伤心。 不管怎样，您提出的问题是：“《鼠疫》中的斗士们面对瘟神太过人性化的面孔做得出什么事情来呢？”这个问题不正确之处是指它本该写往事，而回答已经得到：是肯定的，写的正是往事。这些战斗者所做的事情，我彰显一下他们的经历，他们恰恰做了对抗另一些人的事情，所付出的代价，您心中有数。将来他们面对任何恐怖不管以什么面貌出现，势必还会这么做，因为恐怖拥有好几副面孔。这恰恰进一步证明我不指名道姓什么恐怖面孔是对的，为的是更有效地打击所有的恐怖。没准儿，正因为这一点有人责备我，说什么《鼠疫》可以为所有的抵抗服务，用来反抗所有的专制暴政。但无可厚非呀，尤其不可以责备我拒绝历史，除非宣布唯一进入历史的方式是承认专制政体合法合理。这不是您的事例吧，我心中有数。至于我个人，即使算作心理变态，也会认为迁就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无异于接受单挑独干。而我远没有觉得自己置身于单挑独干的职业生涯，正好相反，我深感与人类共同体生活在一起，并为这个共同体而生活，直到现在为止，尚未做过任何事情使历史受到损害。 以上便是我坚持要对您说的，太过简单扼要，尚希见谅。谨此*后想请您确信这次友好的讨论毫发无损我对您的才华和人品的敬重。 阿尔贝·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