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记录片创作

　　《电视纪录片创作》：　　一、放弃你的所谓政府意识，像朋友一样关注被拍摄对象　　放弃你的所谓社会历史责任感，放弃你的所谓对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像朋友和亲人一样去关心你的被拍摄对象。这是针对在新闻传播机构里工作，导演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关注事物总是带有一种政府的角度来指手画脚，导致拍摄对象与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人际的扭曲，拍摄成为一种对任务的配合，*终导致你无法获取*真实的影像生活，获得*真诚的人际交往，在意识形态范畴里，自然也看不到*真挚的责任，实现*深刻的批判，纪录片的民主精神丧失殆尽。　　例如在《生活空间》的创作中，如果影片想表现保姆的生活，你可能拍到保姆如何在农村老家不同意的情况下出外打工，进城以后面临不同工种转换的故事，这种影片好像也在关注普通人，但实际上关注的可能只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而忽略了这个个体人物的命运，片子没有进入到她内心深处。这种开拍前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是创作习惯造成的，不会用人和人之间的关怀去关注这件事，只会用像政府看待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而站在亲人的角度上去关注，还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上去关注，纪录片所获得的影像生活是绝对不同的，影片的境界也会有质的差异。　　二、弗拉哈迪的工作方式，互动观影消除镜头的神秘感　　弗拉哈迪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是：他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早意识到了这种关系的存在，并首先开始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了这样一种电影方法：自觉地把拍摄活动有机地融入到一种现实的人际交往过程里去，发展与被拍摄者的平等友谊。例如他与纳努克交朋友，每天固定放映为纳努克拍摄的纪录其生活片段的电影胶片，以通过这种互动观影方式来消除摄影机镜头的神秘感。　　从人际交往的心理分析，任何被拍摄对象都不是在被动地被人拍摄，面对摄影机与摄影机后的人际交往对象，他们都有一个逐渐拉近心理距离的过程，只有当他们了解拍摄工作的性质和具体的环节之后，他们才会认可被拍摄这种现实存在，才会理解、逐渐适应直至完全接纳甚至主动配合纪录片的拍摄，在国内纪录片工作者中，段锦川是互动观影方式的坚定执行者，他在拍摄中，经常会故意纪录一些被拍摄者骂人的场景，一开始，他们在观看时，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问段：“你怎么把我骂人的话也拍进去了？”段就会回应：“难道你平时不骂人吗？”久而久之，被拍摄者就会习惯了镜头的纪录，尤其当拍摄对象是农民时，在他们的概念里，电视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拍的是新闻，摄影机是来批评我的，另一种拍的是电视剧，到了后来，他们会发现纪录片摄制组拍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纪录片创作不是在批评他们，也不是进行一种虚构，而完全是为了纪录和表现他们活生生的生活，所以，即使在摄像机开始拍摄的时候，他们也就不会像开始那样掩饰了。　　应该说，拍摄一个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纪录片时，肯定要有一个创作磨合时期，拍摄者跟被拍摄者之间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包括摄制组对他们环境的熟悉，对他们性格的熟悉，再有一个就是让他们了解创作者，通过让他们看创作者拍摄的素材，了解纪录片正在进行的工作性质。当然，要完全消除镜头对人物的影响不可能，尤其是当你代表了媒体机构实际到场时，而且受制于拍摄周期的限制，栏目纪录片也不太可能允许深入发展镜头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依赖前期拍摄时的互动观影的交往方式，可以建构创作者的一种平视生活的态度，某种程度还是能够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