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鲁文史研究(第一辑)

　　《豫鲁文史研究：**辑》：　　继李随之后，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的是吴王李祗。天宝十五载（756年）二月，李祗被任命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而当时正在雍丘的张巡正是打着吴王李祗的先锋使旗帜来招兵抗敌的。三月，李祗被任命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五月，嗣虢王李巨被任命为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在更换的河南军事指挥长官中，有的是在原职被杀，有的则是临阵换将，触犯了兵家之大忌。复旦大学李碧妍博士的学位论文《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中在分析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入蜀途中颁布的《命三王制》时说：“随着西北军事集团的溃败，边将领兵的方针也被玄宗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皇子分封诸道。而就河南来说，此前对虢王巨的任命并未更革，显示了这一任命仍是玄宗此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环节。不过此制文除了以上所说的目的外，也许还含有另外一个更加深刻的意图，那就是玄宗要以分封诸王来遏制太子李亨。而我们的研究将会发现，玄、肃二帝间的这一矛盾也将对此后河南节帅的选任造成影响。”②从李林甫害怕儒臣以战功受到皇帝尊崇，而劝告玄宗重用蕃将，导致养虎遗患，酿成大祸，到战争迫在眉睫时，玄宗听从房琯建议令诸子分总天下节制大臣，使太子李亨很不舒服。　　唐玄宗晚年擅权专职，枉杀大臣，崇信奸佞，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叛乱爆发。《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日：“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①即使这样，唐玄宗仍然在危难关头，设法分封诸王牵制太子李亨，形成了在河南战场上除了对抗安史叛军的进攻以外，还要遭受玄宗和肃宗两股不同势力代表人物的权力争夺和势力角逐。玄、肃二帝在河南代表势力的钩心斗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客观上也是导致张巡、许远睢阳保卫战惨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皇宫权力的争斗。毋庸讳言，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与肃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多重矛盾，让位于唐王朝与安史叛军之间这对主要矛盾。而玄宗与肃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已经让位于次要的矛盾。但是，在血雨腥风、拼死抵抗的睢阳保卫战中，位于河南地区的次要矛盾，却由于玄宗和肃宗二帝代表势力的钩心斗角，畏敌不援，失去了在睢阳围点打援的绝好战机，使守卫睢阳城的将士和城中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唐玄宗在安史叛乱爆发后，在内地匆忙任命的河南节度使一职，是出于安史叛军长驱南下的局面被迫而为的。唐玄宗先后在河南任命的张介然、李随、吴王李祗和虢王李巨，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11月到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春秋之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频繁换将，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的玄机，与玄宗意图限制势力增长的太子李亨关系密切。至德二年，安庆绪派部将尹子奇率同罗、突厥、奚等部族精锐兵力与杨朝宗合，共十几万人，进攻睢阳时，也正是虢王李巨担任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之时。《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巨传》日：“（李巨）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翌日，巨称官衔奉谢，玄宗惊日：‘何得令摄？’即日诏兼御史大夫。巨奏日：‘方今艰难，恐为贼所诈，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臣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先领三节度事。”①至德二年正月乙卯，安庆绪弑其父安禄山后，急需要建立战功，来稳固自己在叛军中的地位。正月乙亥，安庆绪将尹子奇寇睢阳郡，张巡败之。五月，李巨被授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职务。此时，安禄山攻陷东京，唐玄宗正急着选择将帅来组织领导对入侵河南叛军的阻击。未料想，却在此关键时刻，遇到了杨国忠的猜忌和阻挠，李巨一个多月没能见到玄宗。后来，在玄宗派中官召见后奏事后，才授予李巨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