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为道: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治理创新

　　2.4.2 参与者的特点　　成功与否，可能部分取决于参与者的行为反映结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的程度（March and Olsen，1998）。倘若结果逻辑占上风，取得成功则需要在计算利益和成本的基础上吸引参与者；倘若适当性逻辑占上风，那么目标设定与规范和原则相结合可能会有效。一般而言，当目标能融入一致的社会背景时，它就成为相关人员自我认知、思考治理的一部分，目标设定就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例如，在注重集体利益的文化中，实现集体或公共物品供应的目标可能比较容易。在国际层面，参与者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挑战更为艰巨。这不仅引发了有关目标设定效力的双层博弈问题，而且涉及诸多重要问题，因为实现国际目标可能在每个国家的内政中引起巨大争议，而且各国政府为此所做的承诺可能会随其国情发生变化。如果新的领导班子当政，就会有更多挑战，因为他们往往试图将自己与上一届领导班子区别开来，试图寻找为新政策提供资源和重要资金的方法。这种力量无疑导致了各国对发展中国家财政资助的共同失败，造成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或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方面的失败。　　2.4.3 设定的特征　　目标实现的情况往往受当下社会背景的影响，比如，参与者的数量，各方凭借共同利益与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的紧密程度，富裕情况，为实现共同目标所需努力的程度，以及有助于问题解决的科技创新前景等。如果社会中许多参与者认为，实现共同目标必然要做出巨大牺牲，那么这样的背景不利于目标设定作为治理战略发挥作用。因为个体参与者很容易认为，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引起重大改变。不过，科技创新可以减少之前遇到的问题（比如，解决地磁谱在使用过程中的拥堵问题，跟进国家与个体履行承诺的情况等）。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目标可能要比制定目标所预期的容易很多。此外，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还涉及社区、文化与共有历史的问题。如果存在基于长期合作处理共同问题的信任，目标设定就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相反，如果长期抵触、缺乏信任，合作努力往往引起误解，目标设定就很难满足治理需求。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特别相关的考虑是以意识形态或主要社会背景的影响为中心的。目标设定往往与中央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不仅能够制定目标或子目标，而且可以为实现目标采取有效措施，分配资源或生产要素。而规则制定往往与自由体制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制度下，国家制定规则，但是尽量避免干涉个体事务，往往在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公共利益的时候，依靠普遍适用（或者适用于某个层次的所有成员）的规则。当然，不应夸大这一区别的影响。想想目标设定在美国的影响，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和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不过，关键参与者对目标设定措施的反应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2.4 4 支持的能动性　　在具体情况下利用目标设定作为治理战略的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动员和维持实现目标所需的支持。一方面，这实际上是建立意愿同盟的问题，突出加入支持者联盟的优势，承诺为那些不仅要实现目标而且鼓励别人这样做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奖励。另一方面，这也是倡议或领导的问题。有影响力的个体，能够以较为吸引人的方式展现目标，以自身使命感鼓舞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人。但无论如何，制定目标之后期待社会成员齐心实现是不够的。目标设定作为治理战略，需要集中力量来激励支持者追求共同目标，有时需要较长的时间。2.5 提高目标设定的效力　　对于那些希望在国际层面提高目标设定作为治理战略的效力的人来说，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呢？这里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影响相关人员的行为：加深相关人员对治理需求的理解，强化其追求关键目标的承诺，激励其履行承诺。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可能以功利性激励机制为特征，在得失之间进行细致考量。比如，谢林等分析人士针对背叛动机较强因而信誉问题凸显的情况，就承诺策略提出了若干建议（Schelling，1960）。一些参与者在未能履行承诺的情况下，乐于承担相应费用，旨在忠于承诺、取信于人。有些时候，同一激励机制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可信度有所差别。比如，宗教组织经常劝诫信徒履行承诺，如纳什一税，因为这样可以在天堂得到回报。这一机制自然可以有效引导信徒的行为，但是很难影响不相信来生的人。　　另外，增强目标设定有效性的技术，依赖于难以用“成本收益”计算的机制。在涉及集体行动问题时，尤其如此。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些常见的失败动机或无本获利的动机（Olson，1965）。在此，或许应该依靠涉及荣誉、道义、脸面、团结甚至是习惯的机制。　　在国际社会，诸多提高目标设定效力的传统手段作用有限，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提高目标设定的有效性呢？以下所列手段（并不互相排斥）或许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