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变革 中国王朝600年

序言 许多读者都对慈禧的性格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关于她的人生与统治写就的著作博得了慷慨的赞赏，这些都让我们深信，现在这部覆盖了更长历史时期与更宽广地域的新作读起来也会同样令人兴趣盎然，对那些想要了解远东*新变化的人来说也不乏裨益。除非我们理解了主宰这个民族的统治方式和日常生活的主流思想与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的回忆与本能，他们的社会、宗教与经济体系，否则是无法真正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他们所遭遇到的祸患与剧变，也无法对他们施以援手，因为这是只有在了解他们的动机、及时预见到他们的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做得到。要做到稳步地全面认识中国，要深入探索他们的哲学与文明而寻找因果，就有必要从他们的观点来看问题，置身于他们中间，听他们亲口说话，他们说的很多东西都是西方人早已遗忘的，但仍然铭刻在东方人心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写这部新著时，正如写慈禧的传记时一样，我们都认为*好的做法是直接引用中国的君主、实录编纂者、笔记作者、信件作者原封不动的原话，还原他们对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希望这样能让欧洲读者们体会到当时人们曾经置身其中和深受触动的气氛。 这部新作旨在写出一部关于北京宫廷生活的信史，首先从明王朝日薄西山和清王朝旭日东升的时期写起—也就是说，从16 世纪中叶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清王朝覆灭。我们并不打算写一部按年代排列的中华帝国的内政或者外交关系大事记，只希望能传达一系列速写式的印象，展现出中国的统治者与他们的宫廷之间的私人关系与家庭关系，还有宫廷与国家政务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它们在中国的族长制体制下极为重要）中可以看到王朝的起伏涨落；也可以看到在几代人之间，善恶的种子是如何播种，然后又自食其果。 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完整和如实地再现北京宫廷的氛围，以跟随中国作者的叙事为定则，并不打算按照欧洲作者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某些地方保持缄默，或者将其削短补长。总体来说，我们斗胆认为，历史的爱好者想看到的应当是事物的原状，正如道德论者想要看到的是事物应该有的形状；历史的爱好者在阅读这部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东方人著述的东方生活史的时候，应当像阅读古代以色列国王的编年史时一样冷静客观，擅长辨识基本的道德伦理与人性，这些书尽管坦率，却能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有一小部分道德论者宁可无视历史的镜鉴，不愿意面对不愉快的事实，他们心目中的宇宙就像壁炉边那样安逸，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这种观念，谢天谢地这些人的数量现在越来越少了。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一家给美国家庭提供励志读物机构的经理，邀请我们写一系列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章；但是他为了保证他的订户的道德感情不受冒犯，在协议中规定了许多条款，其中有一条是“文中不得指涉嫔妃、姬妾或者其他不道德的现象”。《圣经》中约伯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故事不适合做这些人起居室里的读物，正如现在这部《明清外纪》（即《制度与变革：中国王朝600年》）不适合进入这些人的图书馆，他们是生活在高墙保护下的花园里的。然而，约伯式的苦难和哲学，直至今日对远东人民来说仍然是家常便饭，要忠实地描摹他们的生活，就不能不把约伯的故事记在心里。往昔一如今日，当人们流利地谈论着议会和代表制，“愚民”们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因为一个古老的社会体系是西方的慈善机构所无法连根拔除的。在*近的几个月里，中国的许多城池又一次遭遇了化为废墟的命运，路上又一次听到了拉结3 哀悼她的孩子们的哭声。铁路、电话、要塞和船只—所有这些欧洲物质文明带来的设备，都无法拯救南京市民免受内战之害。今日的东方，就像示巴人和迦勒底人的时代一样；汉朝的子孙“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由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对于这些生活在过时的家长制体系下、父债子偿的受害者来说，约伯的话就是*寻常的真理。“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硫黄必撒在他所住之处。” 我们在编纂这部著作时所采用的实录与回忆录，非常能代表东方人看待生死与国家大事的态度。我们并不打算突出描写紫禁城中的种种暴行、淫乱与残酷；我们也不是特意挑出恐怖事件大加渲染，任何中国人自己认为不在日常体验范围之内的东西，我们在此也不会描述。我们只打算从中国人的作品中引用一些符合现实生活的场景—不是感情丰富的人道主义者想象中的现实，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那种现实，正如照耀在皇帝宝座上的阳光和宝座后面的阴影一样从未改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两块险礁之间选择一条稳稳的中路，既不过分顺从中国编年史家们残酷的现实主义笔法，又不流于我们社会常规下东遮西掩、闭口不言的伪善风气。 读者们若能在阅读此书时忘记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便能*为充分地体会到中国方面记载的历史价值与紧要之处；他们*好能将社会常规与老生常谈从脑海中驱除，尝试去理解东西方道德伦理上的差异，对于思考的结果，也不要用带有偏见或者爱憎的眼光去看待。比如，任何把一夫多妻制看作“不道德行为”的人都不可能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保持理性的同情，也无法充分理解那些影响时下统治阶级的个人行为与国家政策的主要动机。要抱持正确的见解，我们就必须用研究古代希伯来族长和国王的心态去研究中国的体制与历史；我们应该接受他们有自己的风俗，只是如今我们作为所有世代的子孙，已经决定将这些风俗改变或者废弃。如果在采取这种中立态度时，我们还能意识到西方世界关于道德观念的信仰和常规作为一个整体并非说一不二或者更加优越，那就更好了。在生活中的各种暴行与贪欲的表面之下，东方的沉思的灵魂有着忍受苦难的无穷力量，保留了哲学家的尊严与西方人无法企及的理想之美，从这些理想中，诞生了东方人*高贵的灵感与宗教。东方人尽管在精神和物质进步等方面都不及西方人，然而东方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自诩为与自然更加接近，中国人又尤其如此，他们没有可耻的伪善行为，也不会囿于社会常规就弄虚作假，而这些行径占了西方社会的很大一部分。诚然，自古以来东方就接受了一夫多妻制，并因此产生许多混乱的父子关系与家庭风波，比起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来，是稍逊一筹的社会理想；诚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因为后宫众多，造成了许多重大的灾祸；然而，如果我们能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不时刻想到我们自身的行为标准，我们就会承认，一夫多妻制尽管有其罪恶之处，但也让古代中国人幸免于很多在我们的社会里公正地遭到谴责和鄙视的现象—他们没有我们街头那种可憎的皮肉交易，他们的女人不会性别模糊、无法嫁人，也不会变成争取选举权的激进女子，他们没有我们那些病态的性欲和私通，这些丑事遍布整个欧洲社会，还进入了文学与戏剧。东方人就传统和性情而言都更加宽容，不轻易谈及怪力乱神，在其他事情上也不以貌取人；任何鼓吹仁爱宽厚的信条都会得到他们的肯定；然而即便是中国人也无法免俗，会把基督教文明的成果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比较，然后满意地表示东方可不像西方那样天天都打官司和闹离婚。尽管对他们的祖先崇拜我们可能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法苟同，但无法否认他们教养出来的孩子尊敬父母，有责任感，而且他们的女人宁死也不肯失节。中国人不爱讨论未知的世界或者通往未知世界的道路，如果他们还能抵制住把孔夫子的制度和欧洲体制相比较的诱惑的话，那就未免是超越人类的忍耐力了；就像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那样，民主会让人过分忙碌，失去用于冥思的时间与空间，无法获得内心的和平，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惜了。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好是记住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