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维也纳之战

第三章 瘟 疫 在格拉茨大教堂的墙上，如今仍有一幅由著名巡游艺术家托马斯·冯·维拉赫在1845年绘制，而今已受损的湿壁画。在那五年前，施蒂里亚地区于一季之内碰上三场灾难：一是可怕的黑死病肆虐格拉茨城，二是蝗虫过境，吃掉所有作物，三是土耳其人从西南方入侵。绘制这幅湿壁画，既是要感谢上帝让格拉茨人民度过劫难，也是想借此祈盼圣父和圣母玛利亚保护他们未来免于劫难。四十年后，土耳其人再度大举来犯。这一次进攻，始于1521年，终于1683年，持续将近两百年，分为三个主要时期。**个时期涵盖苏莱曼一世整个在位时期，从他登基的第二年开始，到1566年他死于匈牙利的战场。第二个时期，如今通常叫作漫长的战斗（Long War），始于1593年，终于1606年。第三个时期是1664年那场战役。那场战役是奥斯曼宰相率领的整编野战军，在与奥地利南部施蒂里亚交界的地区作战，兵败于圣哥达修院附近完结。 这只是奥斯曼人四处征战的一部分。奥斯曼人经由海路和陆路在地中海地区用兵，打过数场漫长战争，也攻打过东方的帝国强权波斯几次。为控制德涅斯特河周边土地，为控制苏丹所宣称属他所有的瓦拉几亚、摩达维亚、川西瓦尼亚，奥斯曼人也曾数次远征波兰。这意味着奥斯曼人往往无法趁哈布斯堡王朝正虚弱无力时，予以摧枯拉朽的一击。因此，当欧洲陷入三十年战争（1618~1648），哈布斯堡王朝正*难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奥斯曼人却因为雄才大略的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在1623年攻占巴格达，而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东边；接下来与波斯的战争，持续到1639年才结束。1682年的情势——哈布斯堡王朝正受到法国的节节进逼，迫切需要延长1664年与奥斯曼在沃什堡签订的停战协议，以免两面受敌——给了奥斯曼人大好机会。 不过，即使在未爆发全面战争的时期，小规模战争——袭扰边境者在陆上和私掠船在海上掀起的战争——仍未有停歇。这些小冲突或许已消失于历史，但当时人把它们视为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后，奥斯曼人对欧洲无休无止、持续不断攻击的一部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树立了此后为苏丹所遵循的模式。奥斯曼帝国绝不可战败，战败一次，后代子孙就有义务一雪此辱，未雪耻辱，绝不罢休。 攻占君士坦丁堡的三年后，穆罕默德二世未能攻下贝尔格莱德。方济会修士约翰·卡皮斯特拉诺，与他那群衣衫破烂的十字军，和约翰·匈雅提并肩作战，写下一页传奇。卡皮斯特拉诺是个慷慨激昂的传道士，残酷迫害犹太人，严惩异端；匈雅提则是当时*伟大的战士。据那则传奇所说，他们合力拯救了基督教城贝尔格莱德，合力打进该城并逼退兵临城下的土耳其人——他们的部下把成捆浸了沥青的大树枝，丢向墙下黑压压一大片的奥斯曼兵。然后，隔天，1456年7月22日，他们以农民十字军为基督军左翼，以匈雅提的老兵为右翼，攻向土耳其人营地。卡皮斯特拉诺向他们宣告了战斗口号：“主开打的战争，主不会让我们失望。”经过一场激烈肉搏，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大败溃逃。这场在基督教世界边陲的胜利，在欧洲人心中留下强烈印记，久久未消。1515年，在遥远的英格兰，印刷业者凯恩·德·沃德看中了《卡皮斯特拉努斯》的销路。这个以诗体写成的长篇传奇故事，描写杀土耳其人的过程，内容极血腥。即使在两个世纪后，仍有汉娜·布兰德的1791年新剧作《贝尔格莱德攻防战》，在诺里奇的国王剧院演出，全场座无虚席。 攻下贝尔格莱德，得等更好的机会。但即使穆罕默德在忙于其他征战时，他仍希望巴尔干半岛的诸省长和官员往西北出击，路过萨瓦河和德拉瓦河，进攻施蒂里亚、卡林西亚的富饶农业区。从1469年到该苏丹于1481年去世为止，每年只要雪融化后，都立即有骑马袭击者路过这两条河。1471年的五旬节（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施蒂里亚首度被奥斯曼铁蹄蹂躏，套句替穆罕默德立传的法兰茨·巴宾格的描述：“每个地方的教堂、修道院、聚落都在熊熊烈火中烧毁；数千壮丁和牛只遭掳走；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活得了。”同年，数千名骑马袭击者烧掉威尼斯周边的村落，浓烟使亚得里亚海女王（Queen of the Adriatic，威尼斯的别称）的天空为之黯淡。 距匈牙利落入奥斯曼之手的一百五十多年前，从亚得里亚海到铁门峡谷（Iron Gates，多瑙河一峡谷，在今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上）这段边界，年年陷入惊恐不安。贝尔格莱德仍由匈牙利牢牢掌控，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全遭到土耳其人无休无止的劫掠。由东往西，*远到卡林西亚的克拉根福的整个边界沿线，筑有防御工事的旧塔已经全得到强化，以防御敌人入侵。维也纳、布达之类城市，没有感受到威胁，但边界地区从未获得真正的和平。地方城镇知道统治者无法出手救援，只好自己想办法防御。 他们在多个山顶构筑烽火台，日夜派人值守，一见到敌人来袭，烽火台即点燃示警。小城堡得到强化，以善尽其保护土地和人民的责任，例如在格拉茨北方的丘陵里，由12世纪十字军战士兴建的佛伦斯堡。拥有少数随从并配有滑膛枪的地方领主，往往就足以击退只有寥寥几支枪的袭击者。较大的据点，例如在火山棱线上易守难攻的斯洛斯里格斯堡，战时成为多达五千名骑士的基地，扼控通往格拉茨的要道。土耳其人几次进攻，都未能攻下。 穆罕默德儿子巴耶济德二世和其孙子塞利姆，都没有机会一雪苏丹穆罕默德兵败贝尔格莱德城下的前耻。要到穆罕默德曾孙，塞利姆的儿子，年轻有为的苏丹苏莱曼一世，在1520年继承王位，才迅即使战争成为可怕的事实；这一次，土耳其人成功拿下贝尔格莱德这个重要城池（这只是苏莱曼一世一连串胜利的**个）。1521年拿下贝尔格莱德后，他于1526年重返该地，渡过多瑙河，进攻匈牙利。1526年8月29日在莫哈奇发生的大战役中，他打败人数居于劣势的匈牙利野战军；战争结束后，匈牙利国王洛约什于混乱之中溺死于壕沟，王位虚悬，没有继承人。这场战役的细节，有许多地方今已不详，但*终奥斯曼人战胜，杀掉两千名战俘。苏莱曼往北推进，劫掠匈牙利都城布达，且曾短暂占领。苏莱曼从匈牙利王国取走著名的马提亚·科维努斯国王图书馆剩下的藏品，横渡多瑙河运到贝尔格莱德。如今，那批东西藏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 土耳其人离开布达后，奉奥斯曼为宗主且有资格登上匈牙利王位的匈牙利贵族约翰·扎波利亚占领都城。宣称匈牙利王位归己所有的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二世，在1527年派兵从扎波利亚手中拿下布达和其他数个要塞。苏莱曼随之在1529年亲率大军进入匈牙利，于9月8日夺回布达，歼灭哈布斯堡王朝在该地的驻军；一个多星期后，奥斯曼人兵临维也纳城下。这时候已是适宜作战季节的尾声，苏莱曼因此立即开始攻城，希望速战速决。 **次围攻维也纳，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奥斯曼人缺乏重炮，但*缺的是坑道工兵和挖坑道的设施。土耳其人开始挖深壕，把地下坑道凿到卡林西亚城门旁。但经过两个星期的攻击，他们只打出几个小缺口，每次猛攻都遭击退。不过，到了10月上旬，情势显示，若哈布斯堡王朝无援军，攻陷该城指日可待。城里只靠由尼克拉斯·萨尔姆率领的经验丰富的雇佣兵一直苦撑着。但萨尔姆的部队死伤越发惨重，许多人认为该城守不住。然后，10月第二个星期，滂沱大雨转为初雪。1529年10月14日，奥斯曼全军开始仓皇后撤，途中的积雪越来越深。 莫哈奇之战和维也纳被围，时间相距如此近，西方人开始觉得奥斯曼人所向披靡。在西方，对奥斯曼大军和他们野蛮残酷的恐惧，通过书、小册子、报纸大为传播，与此同时，印刷厂印出一套又一套生动骇人的图书。1532年，苏莱曼再度循不同路线率军来攻。这一次，奥斯曼大军提早出征，未往北朝向布达，而是往西部的高地和维也纳南方诸镇行进。途中，大军短暂包围、占领了十七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或城堡。8月5日，大军抵达肖普朗南方的小镇克塞格，那里距奥地利边界只有几里。克塞格的城堡，若要抵挡，无异于螳臂当车，且已有许多防御更强的地方未抵抗即投降。面对优厚的招降条件，该镇指挥官尼古拉·尤里西奇却不为所动。 尤里西奇和其八百名克罗地亚守军，在没有火炮支援下，抵住十九次全面攻击和不间断的炮轰，抵抗了超过二十五天。*后，奥斯曼拔营退走。鉴于1529年的前车之鉴，他们不愿再于9月下旬时攻城。克塞格镇的力守，挡住了1532年奥斯曼人对维也纳的进攻；1541年，锡盖特堡击退奥斯曼人另一次攻击，再度延迟了奥斯曼人的攻势。1556年，锡盖特堡再遭攻击，差点失陷，但援军及时到达，赶走了土耳其人。因此锡盖特堡成为了反抗的象征。该镇只有一个古城堡，没有易守难攻的地利，唯一的防御优势是整个镇跨建在人工湖中三个相连的岛上。进攻一方必须把三个岛，包括城堡，全拿下。该镇的抵抗和镇守，激怒并羞辱了奥斯曼人，令年老的苏莱曼咽不下这口气，非要在有生之年挽回颜面。 十年后，老病的苏莱曼再度率兵北征；他已虚弱得无法驾马，必须坐在由人抬着的轿子上。这将是他*后一次扬威于多瑙河彼岸，他决心扫除那个屡攻不下的障碍——狂妄的“鼹鼠丘”锡盖特堡。这时，克罗地亚总督米克洛斯·兹林伊已派了两千五百人驻守该镇和该城堡，1566年8月8日，奥斯曼军队遣人前来招降，反而招致他的嘲笑。各据一岛的新镇和旧镇，城墙上都挂满了国旗和装饰用的彩旗，该城城堡所在的第三岛，鸣礼炮欢迎土耳其大军（也有可能是嘲讽）。 经过炎热的夏季，那座人工湖（锡盖特堡*有力的防御凭借）一大部分干涸，奥斯曼人砍下树枝，绑成一捆捆的，填满尚有水的湖区。围攻第三天，位于**岛的新镇经不住猛攻而失陷。但这次攻击，土耳其人也损失三千兵力，守军损失将近三百人。幸存的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经由狭长堤道逃进旧镇；旧镇也遭遇了一波猛攻，但经过土耳其人十次进攻才失陷。*后，只剩下第三岛的城堡，城堡内有兹林伊所部的三百名残兵和他们的妻小。奥斯曼人提出了优厚的条件招降，但遭到兹林伊拒绝，其实城门失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守军召开公开会议，会议提出并同意在失守之际，将士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避免战败后有活人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这三百名将士，在了无牵挂之后，要冲进敌营杀个痛快，直到战死。被围第三十三天，兹林伊脱下破损不堪的上半身铠甲，穿上结婚时穿过的华丽衣服，右手握着父亲的剑，率手下到旧城堡的城门口，然后，兹林伊带领剩下的守军冲出城堡，屠杀被困在堤道上的土耳其禁卫军。但刚冲出不久，兹林伊就中了两颗滑膛枪弹，眼睛也挨了一箭。没几分钟，这三百人绝大部分就战死或负伤，只有三人毫发无损。志得意满的禁卫军，持着插了兹林伊头颅的长矛冲进城门，挤进城堡里的小中庭。就在这时，一个躲在火药库里的年轻妇人，点燃了库里的火药，这座中世纪城堡瞬间化为一堆碎石瓦砾，三千名禁卫军跟着她一起灰飞烟灭。 克塞格、锡盖特堡、埃迪尔内之类的城堡的顽强防守，催生出有血有肉的抗敌传说，通过书本、地图、版画传颂世间。19世纪，这些了不起的胜利（乃至壮烈的失败），成为大型爱国油画常见的题材。但对奥斯曼人来说，它们也成为英勇悲壮的史诗。锡盖特堡攻防战化为《奥斯曼人锡盖特堡战史》，书中有二十幅彩色微型画，呈现精美画法，书的中央，画了该城三岛，描绘之精确一如西方人所制的地图。苏莱曼一世在完全攻陷锡盖特堡之前，就因病死于战营中，随之被尊为在攻打敌人时牺牲性命的烈士。基督教徒能承认奥斯曼人的英勇，奥斯曼人也常能赏识对方的勇武，但双方也都认为对方是天理不容的可恶异教徒。 奥斯曼人打起仗来很残忍。传说中的那些战争的骇人故事，有许多确有其事：大屠杀和种种暴行，使在萨拉热窝沦为奴隶的匈牙利人，排成不见头尾的人龙，走在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伤心路上。但这种事不只限于奥斯曼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也会活剥人皮，把俘虏钉在尖桩上，纳人为奴，强暴俘虏。凶残是战争武器，双方都用。但双方也有斯文有礼、表现出某种程度之人性的时候。1521年苏莱曼拿下贝尔格莱德时，是在同意让守军免于一死的特殊条件下拿下的。经过将近七十二天的围攻，七百名守军的幸存者和家人，终于在8月29日正午开城投降，这时，苏丹苏莱曼希望见见这些勇气和毅力令他佩服的人。一如惯例，这些免去一死的人亲吻苏丹的手，苏丹赐予他们袍服，与他们交谈了几句。后来，这些人被送到多瑙河对岸的匈牙利境内。有些基督徒编年史家详细描述了这些后撤匈牙利人遭屠杀的情形，但其实苏莱曼说话算话，履行了他的承诺。 苏莱曼之后的几位苏丹没有他的征战才华，1568年在埃迪尔内与哈布斯堡签署的停战协定，三次到期，三次重新订约延长。这只是防止了围城战和全面战争；事实上，1568年至1593年，年年出现袭掠季，而这种小战争（Little War，指1529年苏莱曼一世围攻维也纳之后，到1596年埃迪尔内攻防战结束前，哈布斯堡王朝、其盟邦与奥斯曼之间的一连串冲突）反倒比大规模交战更为恣意和残暴。对于这种未经授权的攻击，双方都表明非官方的作为，并定期接触以解决边界无政府状态产生的不断抱怨和法律案件。不过，奥斯曼人几乎无心改善防务，相对的，哈布斯堡王朝靠着新税收，投入巨资构建复杂的固定式防御工事。哈布斯堡王朝大部分的要塞，基本都花费了许多费用，它们更加现代化，符合*先进的防御思维。这一庞大资金的投入，根本上改变了东部边境的战争形态。路易十四的首席工程师沃邦，对这一情势有着*为详尽入微的说明，他在约1670年时说道：“要塞数目的大增，已使入侵者与攻入敌境者，必会碰到许多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因而，（攻击要塞的）重要性已提升，可以说，攻击要塞的成败，足以决定战争的成败。确切地说，打赢一场仗，胜利者得以暂时控制乡野，但只有拿下要塞，胜利者才能拿下整个国家。”土地辽阔的匈牙利境内，完全没有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但在位于布达城以西和奥斯曼、哈布斯堡领土交界附近的北部边界，这类城镇逐渐以一个世纪后的沃邦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控制了该地区。 哈布斯堡王朝的新要塞，采取侵略性布设，以占据既能堵住奥斯曼人前进，又能作为往东推进边界之理想基地的地点。奥斯曼人也发展出防御坚强的要塞，但他们做得不够彻底，成效较差。这种新战争形态，在西方已司空见惯，而其产生的影响，在1593年停战协定无可挽回地破裂后，清楚呈现。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王朝都厌倦于算不上是战争的战争，都很想在战场上一决雌雄。双方发现，这种新式战争打来辛苦，一场仗的胜负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十三年的冲突期间，双方都未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日后三十年战争期间，天主教一方的指挥官，例如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和蒂伊伯爵约翰·车尔克莱斯，就在长战期间摸索出正确的用兵之道，将从东方战争得出的教训，转用于西方的漫长战争。东方战争中出现的深仇大恨，有一部分注入到了西方。 1606年停战后，奥斯曼人面临在亚洲对付波斯叛乱势力的另一场漫长战争，另一方面，1618年，哈布斯堡王朝对已支配布拉格和波西米亚全境的新教徒发动反击。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人都无意在1563年后双方激烈争夺的那个地区，开拓新战线。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从许多方面来看，用兵东方比在西方要难，因为到达东方得长途跋涉，得横越恶劣而不宜人居的地形。攻打波斯的作战经验，对于日后重新开拓欧洲战线的奥斯曼军队帮助并不大，特别是这三十年战争改变了西方整个作战方式之后。16世纪结束时的长战期间，这两个死对头已势均力敌，奥斯曼人的战争机器逐渐完善，哈布斯堡王朝则在作战科技和战术上得到进步。打欧洲的新式战争，土耳其人或许居于劣势，但在西方战争越来越笨重迟缓而不知变通的时代，他们在速度和机动上仍居上风。 哈布斯堡王朝的指挥官，比奥斯曼的将领更能打。在他们底下，有一指挥链在酝酿成型，而在某些军队里，这指挥链从指挥官往下，经高阶、低阶军官，经军士、下士、长矛下士，到士兵，将上下串联为一体。这一组织结构，使即使未打过仗的兵都能学会相当复杂的机动调度，然后在战场上予以落实。将官、校官根据操练册下达的战场调度指令，在情况许可下，会由低阶军官和经过军事训练的士兵在战场上执行。 奥斯曼军队就没有此类指挥链，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成为他们的重大弱点。能干的奥斯曼指挥官，可能几乎不做战术性或战略性调遣部队的事。他直接命令部队进攻，部队执行他的指令。他可能会设定目标，比如围攻某镇或战斗到底、至死不退，部队往往能予以达成。但出色的西方将领可能以团乃至连为单位，细致到战场上（理论上）的*小的战线单位，拟定作战计划。作战时有复杂的信号和战场通信，通过挥舞旗子与部队通信。在火器时代，战场上烟雾弥漫，很多情况看不清楚。但指挥官会下达战术指令，那些命令大体上得到落实。奥斯曼军队虽使用军乐队鼓舞士气兼下达命令，其军中却没有这样的机制。由此可见，奥斯曼人的作战，依赖战斗单位的专业职能和决心，而非带兵官的指挥才能。 奥斯曼没有荷兰开创性军事理论家莫里斯·拿骚之流的人物，没有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福斯之类善于鼓舞士气的指挥官，没有汤马士·巴克称之为“军事知识分子”的那种能征善战将领。在西方，战争已成为一种哲学；在东方，战争是复杂而奥妙的传统。因此，土耳其人把数量有限但威力极大的整套战术本事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比起欧洲大部分军队，苏丹的职业步兵——禁卫军——有较佳的后勤和补给，攻城较有经验，滑膛枪射程较长，杀伤力较大。在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日子，他们能击败西方任何步兵。在不利的环境，碰上他们不信任的指挥官，他们很快就会瓦解为乌合之众。不过，落败之后，他们可以很快就恢复斗志和信心，发动反击，让过度自信的敌人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莱蒙多·蒙帖库科利（典型的军事知识分子）之类打过三十年战争的指挥官，发觉土耳其人比他们在西欧战场所碰到过的任何敌人，移动速度都快，杀伤力都强。重新摸索过后，蒙帖库科利很快就抓到一套新的重点。对付使用马刀、长矛、弓箭的敌人，盔甲不可或缺；在西欧，盔甲越来越少能派上用场。对付行踪飘忽且受过高度训练的奥斯曼军队，笨重迟缓的西方长矛兵方阵，用处不大；蒙帖库科利之类的指挥官开始倚重滑膛枪兵。东方很快就成为难得一见的战法试验区，也因此孕育出了一些伟大指挥官。西方人从中了解到轻骑兵的用处，佩戴滑膛枪、手枪之骑马步兵（龙骑兵）的用处。他们还从重大代价中了解到必须构建强大火力，以消灭奥斯曼禁卫军的进攻力量。奥斯曼人也学到了东西。土耳其人不再拙于使用火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受过使用滑膛枪与精准射击的训练。但尽管有多种别出心裁的设计，例如由骆驼载运的轻火炮，他们在野战炮的集结使用上，或步兵操练与调动的精心策划上，仍赶不上西方。土耳其人把他们的传统战技磨炼到了*高境界：在火炮齐射这项新技法在西方开始发展时，土耳其人也在训练步兵运用这战法。17世纪末期至18世纪初期，团队精神是奥斯曼职业军人所拥有的优势，非被逼上战场的西方士兵所能及。 17世纪的欧洲人无一例外高估了奥斯曼人的兵力。他们推断土耳其人集结了庞大兵力，投入战场就多达二十万人。这纯粹是幻想，也可能是恐惧作祟所致。土耳其军队叫人望而生畏，的确比西方诸国军队庞大。这种旌旗蔽天的大军形象，有一部分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从各封地层层招来的非正规军，壮大了奥斯曼兵力，使奥斯曼军队得以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些部队的人数，远超过主力部队——职业步兵和骑兵——主力部队在奥斯曼大军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土耳其军队有很大一部分几乎无战斗力，但的确能使首次见到（和听到）的人心生恐惧。就质量来讲，奥斯曼军队的精锐跟西方军队的精锐一对一较量的话，*起码都能平分秋色，很可能更胜一筹。但培养奥斯曼精锐部队，成本昂贵，虽然17世纪兵员稳定增加，却一直入不敷出。 奥斯曼人在战场上如何指挥、管理其部队，我们所知不多，但根据保存下来的记录，还有过去许多描述战役和军队生活的文字著作，我们相当了解西方人如何指挥其部队。奥斯曼人很用心于记录，但他们写作战手册和作战记录时，必须用夸大溢美的口吻，因而难以从中推断出真正含义。相对的，某些官修史书里用来辅助说明的微型书，阐述战争的真相远更成功：他们格外讲究，在细节上几乎能完全反映事实。 奥斯曼人为何走向衰落？传统的解释无疑令人信服。是因为土耳其人不愿改变经穆罕默德二世、苏莱曼一世的辉煌战绩所肯定的战法？是因为土耳其人坚决拒绝改变？从某个方面看，确实如此，因为奥斯曼人打从心底认为，他们的战法较好、较高尚。他们也不相信，西方战法必然较优秀。有此看法的不只他们：后来的评论家痛斥西方战法流于虚耗而得不出结果。在这种战法下，军队越来越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攻城战，而不是在战场上决一胜负。要靠拿破仑的天纵英才，才使机动战法重现于战场。他们用骑兵的方式，类似更古老的土耳其传统方式，但予以大幅改良和系统化。并非只有奥斯曼人走上衰落之路。1791年后，欧洲各国军队，甚至普鲁士的军队，都一次次败在大革命后的法国之手。土耳其人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革命战争（1772~1802年间，大革命后的法国和英、普、奥等欧洲其他强固联盟之间的战争）时期，也开始和奥斯曼人一样，在前述土耳其战争（17世纪下半叶奥斯曼与欧洲列强打的一连串战争）中显露出军事弊病和政事保守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