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追溯中国乡村缠足现象的消逝)

中国研究中的缠足与女孩劳力
我们的研究旨趣恰恰处在中国研究中两个重要领域的交叉口，即女性及性别研究与经济史。对于女性及性别研究，我们主要关注农村女性生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缠足现象的衰落与禁绝。近来关于缠足的观念，特别是关于农村女性缠足的观念，大多带有误导性。当时中国女性人口大部分是文盲，没有能力描述出自己的经历。很多关于缠足的叙述都是源于文学想象，而并非来自缠足女性的直接根据。况且很多关于女性劳动的文字，从精英女性的文艺生活到乡村贫苦女性的农活、乡村手工业等，其中都很少涉及缠足一事。
关于经济史，我们着重关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年间，乡村家庭经济应对工业竞争的方式。而很多对乡村生产的研究尤其忽视或回避女孩劳力的各种问题。缠足的影响就是其中之一。当新缠的双脚的疼痛将女孩子限制在了家里，她们在门内做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忽视。对一个小女儿为家庭做事的期待，很大程度上被许多社会背景因素所形塑，如中国人生活的
普遍性原则，还有一些地方特有的风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将女孩子的脚限制在小鞋里面，训练她们用双手制作可供销售的产品，如棉纱、布料、网和垫子等中国前工业社会中具有普遍经济重要性的物品。因此，我们的研究针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针对如何改变为规诫女孩和妇女而确立又衰落的社会实践行为，对现有理论加以补充。
近来，中国女性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形塑为前共产主义女性形象，都是被压制的被动的牺牲品。无论压制力量来自父权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抑或来自三者合力，这个在西方与中国改革者中流行的观点，便是传统父权社会中，中国女性都有悲惨的遭遇。20 世纪90年代，对女性自己的书写或描写女性的新材料关注点都试图瓦解那种长期牺牲品式的女性形象认知，致力于寻找新的文献资料，展示女性曾超越社会与经济的限制，寻觅到表达的“媒介”。一些女性是作家、诗人或艺术家；一些女性曾经旅行，或通过一己之力支撑家庭；一些女性以小脚及精妙的鞋制品为傲等。这些女性历史的新视角表明，女性有独立的个性以及个人生活史。她们探索超越社会规范限制的活动领域，可称作“女性文化”。 精英的偏见
研究中国女性的历史学家大多为文献资料所限。分析文献的短板恰恰在于：文献并不“叙述”中国的大多数女性。这些叙述来自社会中的少数阶层，而这些阶层的特权女性则不需要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这些劳动的承担者是女仆和职员。精英女性作家投入“高层次”文学与艺术创作当中，获得更多的尊重，有时还会让男性产生嫉妒心。她们关于美、快乐、忧愁
以及为家庭牺牲的论述是人类精神的证明，而没有论述大部分女性背负的那些经济负担。尽管如此，来自精英阶层的、受过教育的女性的作品中时常提及她们刺绣、纺线和做针线活等，这些尤其在她们的婚姻与其他生活圈子的活动中，作为礼品经济的组成部分。也许在她们的纺织活动中，提到任何金钱都是有损社会地位的表现。
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猜测缠足象征着中国精英女性的与世隔绝以及休闲生活，并解释了底层民众广泛模仿缠足的风气主要是为了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Ebrey 1993，37—43，266；Ko 1994，147—151；Mann 1997）经过调查很多存在缠足现象的地区，我们发现，底层人口对精英阶层的模仿似乎不是选择缠足的因素。从我们重视劳动的观点来看，缠足应被想象为
苦恼的母亲为了纺纱或织布缴纳国家赋税，从而强加给她们小女儿们手工劳动的一种控制方法。历史上，模仿精英阶层似乎不太可能是底层人口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行为。将家庭财富或对地位的渴望视为缠足动机的设想，灵感来源于西方“小脚的灰姑娘嫁给一位王子”的童话，而并不来源于农村女子包办婚姻嫁给农夫后终生从事手工劳作的日常生活。裹小脚并非为取悦未来的郎君；男孩子也大多接受父母给他们安排的婚事。若在母子关系中突然闯入一位性感的新娘，也不大可能让这位老太太愉快。（Gates2008，2015）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取悦婆婆或让婆婆放心，因为她掌管着媳妇嫁入后的家务，也负责家务的安排。新郎小家庭和邻里关系中挑剔的老妇人们，需要让这个新来的女孩子明白她自己的位置与活计，她们的地位
与休闲的理想都来源于此。
历史学家对源于以及关于精英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引发了女性劳作与缠足关系的话题，但很快劳作话题就淡出视野。如高彦颐写道：“缠足需要的材料是‘女红’，即纺线、织布及针线活等的产物。使用这些物品后，女孩子很快就被教会掌握相关技能。”（Ko 1994，149）高氏没有将这个关联性深入下去，失去了探讨女孩子们的训练、劳作、产品和经济价值的机会。这点遗憾毫无疑问源于文学作品本身，可能因为精英女性们曾喜爱（一直如此）写作高尚的事物，而不关注有经济回报的劳动。 手工业与缠足的关联
虽然有少数研究中国女性生活的学者将缠足与女性劳作联系起来，但总是过度谨慎。历史学家曼素恩问道：“是否 18 世纪家庭手工业的传播——有关有意识使女性与社会隔绝的现象——促使农户家庭给女儿裹脚？”但又简单总结为：“我们并没有论据证明这一点。”（Mann 1997，167）根据引用的 19 世纪的游记报告（Robert Fortune［1847］1972）中记
载，一些缠足的女性也做过繁重的劳动，曼素恩始终认为“很难证明女性家庭手工制品的发展与缠足现象的蔓延意味着社会阶层的降低”（168）。对于那些对缠足女性从事繁重工作未能充分的观察，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经济条件的波动，无论是由于棉纺织品的价格还是家庭对室外田野劳动的需求，即使有着不可逆转的裹脚，女性都仍会被要求参与更繁重的劳动。但是如同缠足女性在户外劳动的高峰期处于不利地位，那些因田间劳作而双手粗糙结茧的女性，在面对高效的纺织劳作所需要的精细动作技能时，也会发现自己的双手并不适合这份劳动。正如不少人一样，曼素恩“假定”缠足风俗流传“下行”至平民阶层，他们效仿精英阶层与俗世保持距离，以显得体面。虽然曼素恩承认缠足可能对女性在家里从事纺织劳动方便一些，但她没有考虑一种相反情况的可能性：手工纺织商品的推广也可能促使女性缠足。因为缺少相关文献材料，曼素恩只谨慎地建立了一些关联性：“我们貌似可以认为缠足风俗的需求与农村家庭女性手工业产品的推广有某种系统性的联系。”（168）与此相反的是，我们一直认为，对女儿的纺织品以及其他可售手工产品生产劳动的增长性需求，促使母亲们有给女儿缠足的强烈动机。
历史学家白馥兰则更为关注女性的手工劳动（女工），特别是从宋朝至清朝（大约跨越 9 个世纪）纺织品生产中女性的重要性。她注意到相关的劳动从女性的童年就已开始，并写道： 当一个小女孩开始学习纺纱织布的时候，她就不仅在学习生产有用物品的技能，而且也在学习勤劳、整洁、尊重劳动、作为妻子的尊严和作为国家臣民的责任。在她生产的布料中，她的技术转变成了价值和美德。这也就是帝国后期许多社会改革家和道德家都期盼着复兴妇女的纺织技能的原因之一。（Bray 1997，242） 在帝国晚期，税费从布料变为现金的要求，让女性劳动产品以往享有明确价值的状态成为过去时。（Bray 1997，214，257）商业发展后，男性也能够掌握城市工坊里面复杂的织布机进行劳动，而农村女性在家的纺织产品则逐渐退出市场，价值也更低。（257—260）白氏显然认为学者也开始忽视女性劳动。她指出在这个一度被认为是女性主导的世界里，大量女性继续在这个领域劳动，出现了技能衰退以及“逐渐失去控制”。（239）白氏还关注女性纺织产品的变化，这些产品只被中国人中极少数所认可。 黄宗智注意到，中华帝国后期小农经济的商业化增加了家庭成员对生产的参与，其中也包括妇女。这可能和我关于妇女劳动边缘化的讨论相矛盾，但其实又不矛盾，因为黄宗智探讨的是经济活动的因素，而我关注的是其表现。（Bray 1997，257） 通过文化精英来区分“经济活动的事实”与“表现”的不同，是大有益处的。文献资源使得研究中国的学者忽视农村女性日常从事纺织工作的强度，也未注意到缠足和手工劳动的关系。事实上，白馥兰（Bray 1997）关于女性及技术的研究值得一提的贡献并未过多关注缠足现象。
无产者与地主阶层对缠足一样都习以为常。（Brown et al. 2012；Gates2015，chap.4）它的存在与否都不能简单反映一个家庭的财富情况。虽然缠足现象广为流行，但是很少有研究试图认真阐释缠足现象在空间和种类上的区别，女性在自己缠足之后能够做并实际做过哪些劳动。我们来自中国内陆的证据清晰地指向女性劳动与缠足的关系。通过查访中国广大地区的乡村手工劳动和缠足的比例，一幅中国前工业经济中新的性别关系图景逐渐形成。这幅图景包括小姑娘的劳动，以及她们为此在幼年付出的巨大而痛楚的身体畸形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