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物里的丝绸之路

译文： 上帝，亲爱的、敬爱的主卡片，来自他的仆人阿夫沙尔，罗瑟哈的君主……（F. Grene） 据*先公布这份文书的研究人员格雷纳和基里洛娃猜测，这份文书来自穆格山遗址，应该纳入粟特文书藏品。 下一个重要的发现是1961 年在撒马尔罕切莱克村发现的一只银碗。银碗的边沿处也有斜体的粟特铭文。研究人员认为它属于5世纪。 译文： 这个容器是群落首领的财产吗？重量略小于20 斯塔特。（V.A. Livshits） 这只碗是四只珍宝碗中的一只。考古学家在它的发现地还发现了一些5—6 世纪古建筑的遗迹。 下一份展品是一个用于称重的吊秤砝码。它是一块圆形的石头，重560 打兰，相当于2.5 千克。（图10-6）*后是1965 年在阿夫拉西阿卜遗址的壁画上发现的铭文。（图10-7） 图10-6　用粟特语刻明重量的石头砝码 图10-7 　阿夫拉西阿卜壁画，铭文残片 当着尤那什氏族的国王瓦尔呼曼 使节走到他的跟前 使节开口说道：“我是石汗那的大臣，名叫普卡尔??扎特。” 我来自石汗那的吐鲁特什 我来到撒马尔罕是为向 国王 表达我的敬意 现在我满怀敬意地站在 国王您面前 请国王您不要对我有任 何怀疑 我熟知 撒马尔罕的神灵 以及撒马尔罕文字 我绝不会作恶 撒马尔罕国王 噢，国王，祝您健康快乐 尤那什国王瓦尔呼曼将他释放 接着，来自恰其斯基的特使开口说话了（V.A.Livshits） 粟特信件的竖向书写方式常见于6 世纪末。这类信件的各行文字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排列。很多墙上或岩石上的粟特铭文也都是竖向书写的。这片16 行的铭文写在7 世纪下半叶的阿夫拉西阿卜古壁画上一个人物的袍子上。 正如这些材料所示，在粟特地区的人们改用阿拉伯语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粟特语广为流传，这再次证实了粟特拥有发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粟特语也作为通用语，为东西方长期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粟特人：丝路历史上的关键角色 粟特和其中心大都市撒马尔罕在它们所在的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联结东西的关键作用。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撒马尔罕（古马拉坎达）位于自北向南和自西向东的商路交界处，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这使得撒马尔罕成了核心区域，积淀并传播着古代与中世纪各伟大文明的文化成就。据古中国史料记载，撒马尔罕被描述为大型贸易城市，这里的居民（男性）都擅长贸易，男性到了20 岁就开始四处奔走做生意。同时，粟特人又将其文明成果继续向西传到了欧洲，向东传到了日本。这些都得益于一条横贯大陆的大道的开辟，科学界称这条大道为“丝绸之路”。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商人，也是该民族文化、语言和文字的载体。随着贸易往来，粟特在早期就与远东建立起了精神纽带。粟特人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文字资料记载了四位粟特佛教僧徒，根据他们的绰号（戛纳）判断，他们来自撒马尔罕。其中*著名的一位是康僧会（280 年去世）。他的父母从粟特搬到印度，然后又搬到康居，而这位名僧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父亲去世后，他摒弃了世俗的生活，成了一名僧人。247 年，他移居南京，在那里建立了寺庙和佛教学校。康僧会是中国南方的**位佛教传教士。他促使吴末帝孙皓皈依佛教，建造了许多寺庙和佛塔，并将许多佛教著作和评注翻译成汉语。 商栈沿着贸易路线建立，并在6—8 世纪迅速繁荣起来。随着贸易往来，粟特文化对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增强。粟特语成为中亚商路上的主要语言。当时出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粟特族和游牧民族的人口都因此增长。*后游牧民族在城市中定居，翠谷（Chui Valley）一带也形 图10-8 　壁画 成了许多长期聚居地。1907 年，斯坦因（A. Stein）发现的粟特人的《旧信》证明了这一点。其中一封名为“纳奈瓦登达克（Nanayvandak）调查报告”，收信人是撒马尔罕的商人领袖纳奈达瓦（Nanaidvar）。信中的内容囊括很多方面，谈及了粟特地方人民的生活细节，提供贷款，并代理贸易交易。有非常可靠的资料表明，粟特人的《旧信》可追溯到4 世纪初（V.Henning），是中国境内*早的粟特文书遗迹。 图10-9 　阿夫拉西阿卜壁画，铭文残片 另一个重要证据是货币。唐朝初期，中国开始统一使用一种新的青铜货币，上面刻有“开元通宝”字样，意思是“可流通的开元钱币”。众所周知，这种新货币在中国本土以外所有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地区都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它流通到中亚后，粟特人开始在那里直接制造这种钱币，完全复刻了原始的唐朝货币。 在中亚发现的这种伪币虽然不多，但几乎随处可见。截至1964 年，仅在彭吉肯特聚居地就发现了四枚这样的钱币。它们与唐朝本土钱币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更粗糙（表面凹凸不平，象形文字也很模糊）。这种伪币的发行地点无法确定。后来（我们无法判断具体时间），布哈拉文字作为标志性元素出现在光滑背面上，再后来刻的是粟特文字和一个类似中国汉字“刀”的符号。 王莽执政时期的中国钱币就是刀形的，而中亚正是在这个时期**次与中国建立起联系。不过它也可能是一种象征钥匙的撒马尔罕符号。这个符号的旁边是半草书的粟特铭文“上帝”和“帝王”。这两个词在粟特文里的意思分别是至高无上的可汗和中国皇帝。这几组粟特—中文双语钱币的发现非常罕见，说明它们的产量很低。根据它们出土的地方，**组钱币应该来自布哈拉，第二组来自撒马尔罕。受远东货币市场影响，撒马尔罕统治者没有选择银币，而是选用中国版的青铜币，他们模仿中国在货币上刻上他们的标志，如政府的座右铭、统治者们的头衔和名字。 中国瓷器的流行对当地风格形成的影响 撒马尔罕国家博物馆保护区的馆藏是*大的中亚民族遗产收藏之一。这里收藏数量庞大的不同历史时期中亚人民的稀世珍品，代表着中亚人民珍贵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考古藏品中有少量陶瓷制品，其中包括中国陶器的碎片。（图10-10） 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陶瓷艺术在传统和现代陶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地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根据科学研究发现，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仿制陶瓷只出现在8 世纪中期—9 世纪初期。从9—13 世纪初的陶瓷来看，当地陶瓷餐具上的装饰可以被系统地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粟特元素（动物图像）的延续，其次是伊斯兰工艺和传统设计（书法）的变形，*后是所谓的“地毯式”装饰风格。 图10-10 　瓷碗碎片，中国，15 世纪 陶瓷艺术的一个重要高潮出现在帖木儿帝国时期（14—15 世纪晚期）。撒马尔罕是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是陶器的主要产地。从陶瓷家具和餐具可以看出，陶瓷生产的品种类型被保留了下来，但生产材料和设计风格发生了变化。帖木儿贵族圈对瓷器的推崇，以及后来中国瓷器的流行都是导致这些变化出现的重要因素。 当地没有陶瓷原料的工匠改用卡辛（kashin）来制作瓷器。这是一种接近彩陶的硅酸盐成分，在12 世纪的当地生产实践中被人们所了解。当地工匠试图模仿中国明朝时期（1368—1644）那些极为华丽、昂贵的陶瓷作品。这种材料覆上白色底釉，用钴料绘上纹饰，再罩上透亮的铅釉后，与中国青花瓷非常相似。工匠们临摹中国绘画，仿制中国艺术家的落款，创作出畅销于西欧和中东市场的赝品。9—13 世纪初期，艺术化的动物图案开始取代书法和“地毯式”装饰，逼真的花鸟画成为中国瓷器的典型特征。（图10-11） 瓷器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从红白、深棕和橄榄黄绿的组合变成白蓝色和黑蓝色组合。有趣的是，尽管白蓝色调被认为是对中国瓷器的模仿，但中国人自己在绘制餐具时并不局限于这种颜色组合。中国的青花瓷出现于元朝统治时期。（图10-12） 总的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仿制陶瓷具有百年的实践经验，其形式、风格、装饰图案和色彩搭配都非常丰富。它在过去大规模文化交流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首先发端于丝绸之路贸易，而后在帖木儿帝国时代陶瓷艺术的鼎盛时期，受到伊斯兰传统艺术影响。到19 世纪，陶瓷艺术集中在乌兹别克斯坦相对封闭的当地学校内。这种相对封闭性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它促使工匠激发他们自己的创造潜力。中世纪晚期的陶瓷学校和制陶中心的独特性成为现代工匠们的起点，让他们走上这条古代工艺的复兴之路。 图10-11 　牡丹图案餐具，撒马尔罕，15 世纪图 10-12　 灌木图案餐具，撒马尔罕，15 世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乌兹别克斯坦办事处和国内外基金会都在复兴传统陶器方面给予了我们大力协助。所以在2006 年，乌斯托??肖吉德（Usto Shogird）陶瓷学院成立了。这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本地的陶瓷中心开展的一项大型项目，旨在促进陶艺发展，通过现代教育形式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让他们不忘前人技艺。 在阿夫拉西阿卜博物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壁画和石头砝码，这些壁画实现了数字化，并被转换成3D 形式。在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文化历史国立博物馆的乌兹别克斯坦书写史专项展览中，还可以看到上述刻在木棍上的收据和刻在皮革上的铭文。而*重要的是，在撒马尔罕国家博物馆，我们可以从众多而独特的文物藏品中了解那个遥远的丝绸之路时代。 ( 姚函丽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