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指南 著作与主题

黑色幽默：语气问题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将海量的信息编织进生动的散文文体，把一个人的堕落描述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犯罪，在全知全能的叙事传统中进行道德评判，借助于此，它获得了扣人心弦的戏剧效果和震撼人心的力量。阿伦特嘲弄了相关各方，挑战了以下几个领域的研究：这场审判、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战后德国、新以色列国。她攻击的目标包括：公开批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公开批评现任总理，公开批评这场审判背后的法律（与纳粹纽伦堡法案做了一些比较）和动机—— 像这一时期德国右翼杂志所做的那样，阿伦特也挑衅似的给这场审判贴上了“庭审秀”的标签。接下来，她又抨击了德国的民族性格，评估了犹太领袖在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她提醒人们，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很多人全心全意地参与了对自己同胞的抢劫和杀戮。 尽管阿伦特支持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的权利，也支持对他做出死刑判决，但她还是既嘲弄了检方又嘲弄了辩护律师。她不赞成（依据先例）让大屠杀幸存者出庭作证，她提出，如果聚焦于犹太人受苦受难的“广阔图景”，就会妨碍我们去辨认一种针对全人类的新型犯罪。她还批评*终判决书，并提供了自己的替代品。*关键的是，她将艾希曼描述成一个“小丑”，这激起了犹太人的愤怒，因为在他们眼中艾希曼就是一个恶魔；此外，在讲述一个民族的悲剧时，悲伤的语气也是唯一能让人接受的选择。 出于个人历史的原因，阿伦特倾向于站在“自觉的贱民”（conscious pariah）的立场上，这就扰乱了让各方陷入激辩的既有战线。正如她年轻时写的诗歌一样，阿伦特习惯于用讽刺来逃避痛苦的情感。《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极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在批评者看来，阿伦特的这种语气是傲慢的、冷血的、讥讽的、恶毒的、轻佻的，考虑到她的主题，这种语气“不合时宜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在她的支持者那里，这只是细枝末节问题，无伤大雅。如今，即使新出的证据已经推翻了阿伦特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但它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正要归功于它的语气。《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一种持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号，只不过它所借助的是冷静的描述和不加评论的引用，在这场道德丑闻中，没有哪一方是无辜的， 受害者也不例外。 孤独的放逐，尤其是对自己人的放逐，是一个古老的预言类型。阿伦特的导师和朋友雅斯贝尔斯劝告她说，要有一种“伟大的古代先知的精神”，于是，她使用了刻薄的讽刺口吻来表达她对许多欧洲国家道德崩溃的判断。她描述的小丑和怪异之人还受到了其他一些艺术家的启发，这些艺术家在她的圈子里很受尊敬，比如乔治·格罗兹（Georg Grosz）（她将艾希曼的辩护律师与格罗茨的漫画人物相比较），以及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面对指责，阿伦特引用布莱希特来为自己辩护，布莱希特曾说：“在处理人类苦难时，悲剧不如喜剧更严肃。”黑色幽默造成一种荒诞感，让人在濒于毁灭时放声大笑，同时也是一种抵御恐怖或怜悯的方式。阿伦特很警惕公开表达情感，在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说：“我害怕在耶路撒冷遇到歇斯底里的气氛。”一到那里，她就写信对丈夫说：“有个记者一把抱住我，大声哭泣，…… 你会以为自己置身于戏院中……唯一让人安慰的是：这件事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本书告诉我们：在所有出庭证人中，只有一个人达到了阿伦特所赞成的“纯粹”标准，这个人的证词不仅“没有悲伤”，“甚至还很好笑”。 在危险来临的时刻，一个德国犹太难民被她的德国朋友和知识界抛弃，这其中就包括她的导师和情人（海德格尔）——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她永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经历了刻骨铭心的背叛之后， 阿伦特饱受怀疑和轻蔑之苦。“我经常感到苦恼，因为我对许多东西充满鄙视，”她曾经承认，“*糟糕的不是一个人的敌人做了什么，而 是他的朋友做了什么。这就像置身于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中。在知识分子中间，（与纳粹）合作占据主流。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我不想再 与知识分子有任何关系”。在完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阿伦特承认，她是在一种“奇怪的快感中”完成这本书的， “从那以后”，她“对整件事感到释然了”。“不要告诉任何人，”她对玛丽·麦卡锡开玩笑说，“这不是证明了我‘没心没肺’吗？”这种快感表明，写作对于阿伦特来说是一种修复性治疗。面对批评者对阿伦特语气的指责，她年长的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很难过，并表达了对她的理解。他说：“你要传达一些不堪回首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能被直接传达出来…… 而是隐藏在行文风格中，人们指责你喜欢嘲讽、冷酷无情、没心没肺、自以为是、厌弃人类，针对的就是这种风格。”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封面上引用了布莱希特的一段话：“哦，德国—— 听到从你家里传来的演讲，人们笑了。但见到你的人都伸手去拿刀。”黑色幽默不是一种被承认的社会科学类型，也不是一种建构“黑色”社会科学文本的理论与方法。如果这一切都改变了，那阿伦特的这本书可能就是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戈耳工—— 如果有人直接与她照面，就会难逃一死。阿伦特的语气并不是这部作品的缺点，恰恰相反，正是她的语气使她的“冒犯行为”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思考的思考 “思考”是阿伦特反思艾希曼时关注的主要问题。她自己对思考的思考与她年轻时的导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保持着一致性、连贯性和对话性。像她那个时代的其他德国人一样，阿伦特信仰纯粹和大师，并以忠诚为荣。1950 年，她主动与海德格尔恢复联系（中断于1933 年），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学生时，曾跟随海德格尔“学习思考”，如今，她再次向他表达了忠诚，以寻求作为一个流亡者的生命的连续性。从开始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十多年前，到她去世（此时她还在阐释海德格尔的思考观念），阿伦特一直在重读海德格尔的作品，监督它们的翻译，努力修复他的名声，并寻求他对自己思想的回应。在 1951 年、1952 年和 1960 年，海德格尔曾经就他的系列讲座“什么是思考”与阿伦特通信。阿伦特生前出版的*后一本书（1978）反复引用海德格尔，在这本书里，海德格尔不仅被当成研究思考的权威，而且被看成思考的典范。 在战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阿伦特曾坚决反对海德格尔的德国浪漫主义，指责他“竭尽全力地为纳粹提供思想”，此时，她对所有思考都具有社会性表现出清晰的洞察力，但在此之后，她又被这个人拉了回来，也被受他影响的思考观念拉了回来。1930 年的时候，这种观念曾引导她将“绝对孤独”理想化，拒绝对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学考察，声称“精神超越了每一种特定的现实”。这种精神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精神错乱。纳粹时期的集体性精神错乱给阿伦特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使她变得清醒起来，在战后不久的几年中，她的文章抛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但是，这种震撼逐渐消失了，虽然她不承认自己患了怀乡病，但还是无法抗拒回归的“冲动力量”。到 1958 年，阿伦特已经将思考描述为“与自己在一起”了，与之相反，行动是与他人在一起。 阿伦特对“思考”的正式论述在她关于艾希曼的故事中淡化了。她自己声称的因审判而产生的想法实际上早于审判。她始终坚持“自我反思”的理想，这是一种退出“世界”后的孤独的自我对话，能让思考者“免于”作恶，这一切都来自她的哲学导师。但这一理想来源于思考这个概念以及思考与阿伦特想要理解的问题的相关性，而这些观念是社会学家一定会反对的。如果宣称策划者没有能力“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那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大屠杀。这样的判断也回避了人类多样性的*令人不安的含义。因为这一宣称假定，面对极端的邪恶，真正的思考能够产生一种道德共识。阿伦特的这一立场可能源于她长期浸淫于苏格拉底和奥古斯丁的哲学，在他们看来，只有善才能成为思考的对象，但这种深奥的思考观念对于具有特定传统的哲学家可能十分有趣，但与严谨的社会科学却是不相容的。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刚恢复联系，海德格尔就写信对她说：“我一直不明白你说的‘根本恶’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拒绝就自己的纳粹历史进行“对话”，这让阿伦特和其他人大感意外，他们震惊于“理性”（Logos）在重建道德共识时的无能，即使在毒气室问题上也是如此，这应该动摇了她的信念。在清醒的时候，阿伦特的确说过海德格尔和其他知识分子被他们自己创造的“理念”欺骗了（1946b）。但是，即使在她对知识分子心存警惕的时候，她仍然没有接受一个事实，即思考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圈层，它能使一个群体的“善”成为另一个群体的“恶”。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阿伦特不愿意接受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的自明之理。 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曾经一致认为，海德格尔是“为国家社会主义上台做出贡献”的“几个教授之一” 。早 在 1929 年，他就给德国教育部长写信，呼吁“消除”犹太人对德国精神的影响，1933 至 1934 年，海德格尔还在他的大学执行反犹法令，倡导“种族科学”，告诫学生和教师抵制“人性观念”和“没完没了的理性分析”。在计划于 1950 年出版的著作中，他还在重弹反犹主义的老调——就在这一年，阿伦特与他恢复了联系，并着手准备将他的作品介绍到英语世界。1940 年代，在与海德格尔恢复联系前，阿伦特曾经认为海德格尔的“不诚实”已经“潜入到他的哲学思考中”。后来，她公开表示他的思想未被纳粹主义污染，除了在一段短暂的“逃逸”（escapade）期，这个时期他在“世界”中“迷失”了，并 从中学到了更好的东西，这表明阿伦特的评价容易发生变化，就像她对艾希曼的描述一样。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描述的没有思想的“小丑”，可能倾注了她对一个充满矛盾情感的（备受爱戴、让人蒙羞、逃避责任、充满魅力、死不悔改）老师的蔑视。在阿伦特笔下，这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无助的”“理想主义者”，喜欢“说一些陈词滥调”，缺少犯罪动机，只是可笑地希望“与自己保持一致”1，显然，她的这些描述用在一个教授身上比用在一个党卫军中校身上更加可信。1949 年，她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替海德格尔无力地辩解道：“你说的污点，在我看来是没有个性 —— 因为他确实没有个性，所以也没有坏品质。”两年以后，她又写道：“他确实不知道 …… 自己在魔鬼的驱使下做了什么。” 阿伦特的讽刺肖像是一种合成吗？ 这是她在完成这部作品后产生一种如释重负般的喜悦感的原因之一吗？不过，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了，即一个人年轻时的依恋对象如何变得与自我难解难分，它住在人的心里，通过裂变与替代寻求在思想中的隐秘表达。 好故事喜欢采用比喻的表达方式。但有时候，保持语言的字面用法和普通用法也是至关重要的。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没有思想”，这其实是对这个词的滥用，因为这个词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艾希曼施加于受害者身上的恶。因此，莱维（Levi）说：“如果能把我们时代的恶都集中到一个形象身上，那我会选择我熟悉的一个形象：一个瘦弱的人，他低着头，佝偻着肩膀，从他的脸上和眼里看不到一丝想法。”埃默里（Améry）也说：“在集中营里，一切智识都是无用的…… 它抛弃了我们。”从“没有思想”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讲，不是艾希曼和他的同僚，而是那些受他们迫害的人才变得“没有思想”了。 （节选自第三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启发式神话与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