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上)(精)/历史与理论

　　《论历史（上）》： 因此，历史学家**眼看到的就是人生竞争中获胜者的那一堆事件。但是，这些事件在一个具有多种并相互矛盾的可能性的框架里再次安置和排列自己。生活*终在那些可能性中做出抉择。一种可能性实现了，十种、百种、千种可能性就消失了。甚至还有无数种可能性，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太谦逊、太隐蔽，而不会一下子对历史学施加影响。然而我们应该设法重新引进它们，因为这些正在消失的运动是多种多样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阻滞强大的进化动力，减缓它们的发展，有时还早早结束它们的存在。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力量。 因而看起来，历史学家必须违反本意，违拗自己专业的便利，不仅研究进步与正在得势的运动，还要研究相反的情况，即垂死挣扎过的丰富的、相反的经历。我们可以称之为惯性。当然使用这个词并不含有任何特定的贬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吕西安·费弗尔在他的《拉伯雷》一书中研究的问题，他曾思考：不信教——具体说来是作为心智起源的审慎的不信教——是否有远大前途，不信教在16世纪前半叶是否可能是一种思辨，那个时代的思想装备（即有关无宗教信仰的惯性）是否能够孕育和清晰地阐述它？ 我们在经济领域也能发现这些关于惯性、阻滞的问题，通常，这些问题即便较不容易解决，也会较为清晰地被提出来。我们发现，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Weltwirtschaft（世界经济，这个词在德国思想中难解且多义）的名目下面，是对于发展的高峰、顶峰，常常出现的例外的描述。而阿尔弗雷德·雅尔德在有关古希腊的谷物史的杰作中不仅考虑到谷物贸易的“近代”形式控制了粮食贸易的亚历山大商人，而且设想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或伊庇鲁斯的一位牧人：他靠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橄榄树生活，在欢宴的日子里宰杀自己畜群中的乳猪……这是存在于当时国际经济之外成千上万的封闭或半封闭经济体的一例。这些经济体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抑制了国际经济的发展和节奏。这不是惯性吗？此外还有那些由它所支配的手段，它的力量，它的不同的步调，它的速度，尤其是它的相对迟滞所强加给任何时代的那些东西。任何对过去的研究应该必然包括对在某一时刻压在过去身上的东西的细微计算，无论是地理障碍、技术发展障碍、社会障碍还是行政障碍。为了说得更清楚些，我甚至可以说，假若我着手研究宗教战争期间的法国（我对此很感兴趣），我会从乍看起来是武断的，但肯定并非如此的印象开始。我以前做的几次粗略研究使我觉得法国非常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置身其中会迷失津渡的广袤国度，更何况16世纪的法国不像中国那样人口过剩。但是这幅图像适用于一个被内外战争所分裂了的广阔国度。所有这些都重新出现了：被围困的惊恐不安的城市，屠杀，各省之间的军队流散，地方解体，重建，奇迹，惊诧……我并不认为这样一种比较能持久存在，能贯穿我的研究的始终。但这是一个起点，可以由此研究那种气氛，那种广阔的空间以及无数的制动因素。如果想理解其他部分，包括经济和政治，就必须研究这些。 这些例子并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但是它们可以让我们明白这个问题的一些要点。全部存在和一切人类经验都封装在一个厚得不能一下就戳破的封套里：这个封套受到强有力的装置的限制，这个装置仅允许某些运动，甚至仅允许某些态度和某些思想革新。这是一个厚厚的壁壳，既令人失望但又合理，既好又坏，限制着*好的和*坏的——暂且用道德术语说——两者的发展。它几乎一直在阻挡*为必要的社会进步，但也遏止战争的爆发——我在此想到的是充满了急促、间断的冲突的16世纪，或者杜绝失业的发生——正如在16世纪生产过程被打碎成大量的细小机体，后者表现出抗拒危机的非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