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东方编译所译丛:不平等的民族·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谁在统治？ 本书开头即引用了罗伯特·达尔近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如下问题：“在一个成年人几乎均可投票，但知识、财富、社会地位、与官员的接触和其他资源都不平等分配的政治系统中，谁在真正统治？”窃以为，达尔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纽黑文给出的答案，已在不平等得多的21世纪的美国面前显得陈旧了，在21世纪的美国，“经济名人”中的*富裕层级所掌控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0年前的3倍。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阐释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如何影响美国民主上，政治学家所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达尔提出的问题可以解读为问的是谁的偏好影响了政策结果，那么，就此而言，我在第九章的分析中给出的答案是，富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而处于收入分布后1/3位置者的偏好，则对其选任官员的行为，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无论我们考察的是连续三届国会中的参议院的日常事务，还是涉及政府支出、*低工资、公民权和堕胎等的引人瞩目的特定唱名表决，在表明参议员对数百万人——使他们区分开来的唯一特征就是其低收入——的看法完全没有回应上，它们的统计结果是显著一致的。对于当代美国政治的观察家来说，听闻选举产生的官员在富裕和中产阶级选民身上，附加了比低收入选民所获得的更大的权重，他们或许并不会感到奇怪。不过，一旦知道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低收入选民一直受到彻底的漠视，恐怕只有*玩世不恭的、美国民主的批评家才可以泰然处之。 这一悲观的结论在马丁·格伦斯进行的另一研究中找到了自己的同类。格伦斯收集了近2000个度量美国人在各种国家政策议题上的偏好的调查问题。对每一个议题，他都考察了受公众中的不同部分支持或反对的政策变革，是否在调查之后得到了采纳。他发现，在富裕民众的看法和公共政策的后续过程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统计上的关联。不过，对于富裕程度较低的民众来说，这一关联也较弱；当分析限于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偏好的议题时，格伦斯发现，有钱人见证自己的看法体现在接下来的政策变革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格伦斯的结论是：“对实际政策结果所能形成的影响，看起来近乎毫无例外地给处于收入分布顶层的人保留着。” 对于美国民主的状态来说，这些发现显示了关于它的什么内容？政治领导人看起来对数百万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民众的政策偏好做出了大幅回应。美国政治系统中的这一关键民众因素，在达尔创造的一个术语，即多元主义政体（polyarchy）中得到了恰当的反映。然而，格伦斯和本书第九章中描绘的回应模式，却离接近达尔的更崇高的民主理想，也即“政府对其政治上视为平等的民众的偏好持续做出回应”，还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事实上，格伦斯就认为，“这一大小的代表民众方面的偏见，带来了如下的疑问，即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拥有非常民主这一特征。” 这些代表性上的差别尤为令人不安。这是因为，它们显示了存在如下循环——连接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不断退步的反作用循环——的可能性：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有可能造成不断加剧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转而带来了对贫穷民众的利益越来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又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等，如此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由技术变革、人口统计上的变化或全球经济发展引发的收入分布的变化，就有可能很快变大，并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更易。 当然，本书第九章中记录的回应模式，是针对单单6年时间里的单个政府机构而言的，而这6年，离开今天也超过了10年。格伦斯的研究在范围上更广，他之后还收集和分析了有可能带来如下更清晰图像的数据，这一图像描绘的是，代表性上的差别在数十年中是如何变化或一成不变的。将来的学术研究或许会显示，这里描绘的代表性上的差别，无论如何是反常的，要么就是给人以误导的。然而，与此同时，现有证据却是惹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运行得看上去不像一个“民主政体”，反倒像一个“寡头政体”。如果我们坚持要用称它为民主政体来给自己脸上贴金，那么，我们应该清楚，它是一个明显不平等的民主政体。 另一方面，本书第九章中呈现的证据给达尔的问题带来了一个不同的答案。本书第九章中记录的对选区选民意见的回应模式，堪比普遍存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官员的行为的分化模式，即便他们“代表”的是完全相同的选区选民。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选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选民的偏好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对参议员的政策选择，都只产生了比参议员自身的政党意识形态要小的影响。无论选举如何进行，它们都无法逼迫选举产生的官员去迎合“中间选民”的政策偏好。因而，非常真实的一点是，“谁在真正统治”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谁能成功提出要求，谁就赢得了选举。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半个多世纪前指出的，“集体行动几乎毫无例外地以领导为依归——这是超越了反射运动范畴的几乎所有集体行动的主导机制……就‘人民’和‘统治’这两个名词的任何显明含义来看，民主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人民在真正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拥有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 在民意分化、不稳定、混乱不堪，或简直可以说并不存在的地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实施的独立行动的范围或许会特别大。在《理性的大众》（The Rational Public）关于政策偏好的总体上乐观的调查中，政治学家本杰明·佩吉和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将税收政策描绘为“一个成熟的致力于遮掩隐瞒和故弄玄虚的高技术领域”。我在第六、第七章中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民意中存在着对于税收政策的困惑、不确定感和“无知的利己主义”。因而，发现如下现象或许就不足为怪了。该现象即，公共官员较少依靠民众的态度，反而更多地凭借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信念来确定这一领域的政策走向。当然，按照如下的想法来求得心安是颇为吸引人的。这一想法即，正如雅各布·海克和保罗·皮尔森指出的：“不是所有的议题都会像税收政策的细节所做的那样，让选民为之目瞪口呆。” 不过，注意到下面一点是颇为重要的。这就是，精英对民意的回应的稀少性，甚至扩大到了所涉民意看上去通常都坚定不移和稳定不变的议题上。例如，在遗产税废止这一个案中，相关证据极为零碎，但所有存在的证据均清晰表明，至少70年中，遗产税都非常不受欢迎。就这一长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而言，遗产税废止的唯一障碍，就是民主党总统和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意识形态信念。2001年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到来后的数月内，遗产税的分阶段废止就获得了通过，并签署成了法律。 我在本书第八章中考察了不断受侵蚀的*低工资，这一个案甚至更为引人注目。我的分析中存在着丰富的证据，它们都证明，过去40年中始终存在着强烈和一贯的对*低工资的公众支持——在这40年里，联邦*低工资的实际价值降低了超过40%。在这里，阻止公众获得其明确想要的东西的*重要障碍，看起来同样是政策制定者——在这一个案中，主要是保守的共和党政策制定者——的如下信念：大量支持*低工资的、占多数的公众并未认识到，更高的*低工资有着大量恰恰相反的影响。 民主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取得的胜利，给2007年的人们期待已久的*低工资增加提供了推动力。然而，民意的这一显著胜利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一方面，按实际价值来衡量，新的*低工资标准仍然大大低于其40年前的水平，尽管平均工资和集体财富在这数十年中有了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拿低工资的工人应该把自己的这类好运，更多地归功于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的明显失败，以及对十来岁的实习生产生了不健康兴趣的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指前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马克·弗利。2006年中期选举前，他向未满18岁的男实习生寄发内容露骨而挑逗的电子邮件一事被曝光，引发了人称“电邮门”的大丑闻。——译者注的莽撞之举，而非压倒性的对*低工资提高的公众支持。对民主的强烈支持者来说，无论结局还是手段，都根本不能让其精神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