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鸣鸡识此音-汪荣宝诗歌论稿

　　《风雨鸣鸡识此音-汪荣宝诗歌论稿》：　　随着权力欲的膨胀，袁世凯不愿再为共和制张目，称帝野心浮出台面。汪荣宝拥护共和，坚决反对帝制，和袁世凯分歧较大。袁世凯曾经询问汪荣宝舆论对帝制应如何反应，汪对袁说：“咸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破仑也。”汪荣宝的诗歌《落花效二宋》或与此事有关，二宋指宋庠、宋祁兄弟。这首诗借落花托喻之意鲜明，然具体意涵难解，钱仲联先生即有不同解释，一说指清亡，一说指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事。由系年推断《落花效二宋》大致作于1915年至1916年之间，其背景不似是钱先生所述二事，而诗句所说“莫向玄都重问讯，当年千树总斜阳”，好像是在劝诫袁世凯莫要复辟帝制，然汪荣宝的进言根本动摇不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袁世凯称帝后，汪荣宝父亲汪凤瀛所撰《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与梁启超所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成为“反对改变国体二大至文之一”，也有传说《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为汪荣宝代笔。从诗歌角度看，汪荣宝作有《读（王莽传）》：“诸儒齐贺三雍起，列辟新观四海成。符命自然归大麓，勤劳不觉过阿衡。杜门周党虚高节，投阁杨雄有颂声。玉玺未封威斗坼，关东铜马更纵横。”以王莽篡汉比附袁世凯称帝，然语气存带保留，其讽刺力度远不及同一年份民国学者吴梅所作《读（汉书·王莽传>》：“巨君创新室，得诸寡妇手。国贼即懿亲，太后作文母。师徒溃昆阳，至死依威斗。魏文托禅让，山阳掩面走。吾知舜禹事，文过颜益厚。历代劝进文，言之不知丑。狐媚取天下，笑破石勒口。天地何不仁，我生丁阳九。举世陈符瑞，山川亦蒙垢。苟非大命倾，陆沉恐已久。紫色与哇声，史论足不朽。”所谓天地不仁，山川蒙垢，吴梅对洪宪帝制予以无情地鞭挞。再看袁世凯方面，汪凤瀛不畏引火烧身，其反对帝制的文章极具舆论影响，但袁世凯并未对汪氏一家采取任何报复手段。所以汪荣宝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终究没有演变至极端。这里必须强调，反对帝制和反袁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在同一政治阵营内部，帝制问题的争议终究是意见的分歧，而不是立场的鸿沟。在袁派内部，苏州张个麐、天津严范孙长久为袁世凯信任，反对帝制却*激烈。可供玩味的是，袁世凯退位后，与张一鏖过从甚密，张一麐在《袁幕杂谈》中称：“项城取消帝制时期，与予*亲。”汪荣宝与张一麐长期共事，交情甚笃，其与袁世凯的关系或可类比观之。　　对于袁世凯称帝的反响，从诗歌领域看，有三股势力不容忽视。一则南社，以高旭、柳亚子为代表，对袁世凯怒目批判.他们的反袁诗歌极具革命性和战斗性；一则清遗民，以郑孝胥、王国维为代表，同样极力反袁，但纠葛于对帝制的幻想，如林志宏所定性的“反袁的两歧性”；一则袁世凯拥护者，他们一来崇拜袁世凯，视其为英雄，二来惋惜袁世凯一步踏差，身败名裂，三来又对袁世凯死后的军阀乱局深感忧虑，认为其原因在于失了袁世凯式的领袖。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严复作<>　　回看《魏武和旭初》这首诗，不妨将其划为两个层次：前两联作为**层，后两联作为第二层。前两联谈论袁世凯，后两联转到汪荣宝自己。首联“邺台遗恨付衣裘，铜雀风高妓吹休”，用“魏武帝遗令”典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描述曹操的英雄迟暮，关联袁世凯的晚景。不管曹操、袁世凯如何在历史中翻云卷浪，操弄世局，*终还是逃不出人生的既定宿命。“遗恨”直指袁世凯的心境，而“铜雀风高妓吹休”道足英雄末路的凄凉。颔联“贤子极宜知舜禹，君王微惜过伊周”，“贤”字讽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克定心怀皇帝梦，是袁世凯称帝的重要推手。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作《洹上私乘》，即把帝制之责推给袁克定。汪荣宝把袁克定比作曹丕，也是有意淡化袁世凯本人的历史之责。《华国月刊》1925年第2卷第4册刊登的《魏武和旭初》，在这句旁边有小注：“一作‘贤子自宜知舜禹，群雄何意有孙刘，。”“群雄何意有孙刘”，是指岂料还有孙权、刘备，还有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暗指护国运动，侧面说明称帝的失策。“君王微惜过伊周”更正面、直接，整首诗歌焦点正是落在“微惜”一词，对袁世凯践踏共和表示惋惜，辅以伊尹和周公作参照，语气同样极其保留，正是“得体”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