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聪明的读者能够使用略读的艺术
首先，我想要告诉本书的读者，我是如何挑选出这些作品的。
我曾受美国《红书》杂志编者的邀约，列出我心目中的世界十佳小说名录。我率性为之，不加任何思索，便给出了近乎武断的答案。但其实，我心目中的佳作并非只有这十部，倘若再给我十个选项，我依旧可以列出一份不一样的名单。在我看来，这些书籍各有千秋，我推荐它们的理由也五花八门。每一位阅历丰富的读者对佳作都有各自的评判。但我想，我们总有心灵相通之处，我挑选的这些作品也一定会在部分读者的书单中占据一席之地。读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人推荐一部小说的理由可以千变万化，而善于点评的读者也总能为倾心的著作赋予千千万万个瞩目的优点。一场恰逢其时的邂逅，能够打开读者的心扉。而特定的主题和背景，亦能迎合读者的品位与情感，从而产生主观上的非凡意义。因此我想，一位狂热的音乐发烧友或许会对亨利·汉德尔·理查森的《毛里斯·格斯特》推崇备至；“五镇”居民亦会因阿诺德·贝内特对风土人情的忠实刻画，对《老妇人的故事》青睐有加。这两部小说均是难得的佳作，但同时我也认为，任何价值观公允的读者都不会将它们纳入十佳之列。国籍、身份会对读者的品位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引导他们对特定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给予更高的评价。18世纪的英文文学在法国普及甚广，但自此开始直至近代，法国人民都只钟情于本国先驱者们的法文著作。他们不会如我一般推崇《白鲸》和《傲慢与偏见》，却一定会力荐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并振振有词，只因它确有过人之处。
《克莱芙王妃》是一部悲情小说，亦可能是文学史上**部心理小说。这本书文采卓然，言简意赅，故事优美动人，角色也栩栩如生。它描绘了法国校园人尽皆知的社会时局，对道德环境的刻画也借鉴了高乃依和拉辛的风格。它的内容与法国*辉煌的历史息息相关，散发着鼎盛时期的光辉，同时也为黄金时期的法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母语为英语的读者可能无法感受到主人公非凡气度的人性之处，亦可能认为故事人物的对话刻板，举止做作，皆不可置信。我并非批判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但胸怀如此观念之人，必然不会将这本著作纳入十佳小说之列。
我为《红书》杂志列出推荐书目之时，写过一则短评：“聪明的读者往往能够巧妙地使用‘略读’的艺术，在阅读中收获*大的满足。”同理，明智的读者也不会将读书视作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反而会将其视为一种消遣。这样的读者读小说，是为了对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兴趣，观察他们在特定背景下的行为举止、处世见闻。此时，读者会因他们的困苦而心生怜悯，亦会因他们的喜悦而备受鼓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甚至会以这些人物的视角，亲身经历他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他们解析生活的观点，思考人生的态度，无论溢于言表还是付诸实践，都会激起读者惊诧、欢愉，乃至义愤填膺的情绪。但读者并不会因此而迷失，他们会像猎狗循着狐狸的味道一样，本能地找到兴趣所在。而这种迂回婉转，重新找到阅读方向的本领正是略读的技巧。
每个人都会略读，但“略读而得其全部精要”则绝非易事，这可能是一种天赋，亦可能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技能。约翰逊博士深谙略读的技巧，鲍斯韦尔说他“可以快速掌握全书之精髓，而无须劳心劳神地通读全文”，但毫无疑问，鲍斯韦尔定是在说信息传播、启蒙教育一类的书籍。倘若读者将读小说视为一项苦差事，那还不如干脆不读。不幸的是，我认为鲜有小说能够从头到尾吸引读者，令读者的阅读热情丝毫不减。略读并非良好的阅读习惯，然而读者有时却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一旦开始略读，便很难停止，从而错失大量关键的细节，使阅读的收获大打折扣。
我推荐的书单在《红书》杂志刊登后不久，便有一家美国出版商向我提议：重新发行这十部小说的精华版，并邀请我分别为每一部作品撰写引言。他们想要省略其中一切不必要的细节，择取作者观点和人物塑造之精华，除繁冗拖沓之糟粕，以精致而浓缩的内容帮助读者*大限度上收获精神上的满足。起初，我对这样的想法惊讶不已，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又深觉其确有道理。我们中的某些人或许能够习得略读这项技巧，为我们所用；但大多数读者却没有此般本领，他们需要一位技巧纯熟，且见解无偏颇之人为他们指明前行的方向。因此，我欣然接受了撰写引言的邀请，并打算不久之后便投入该项工作。然而，震惊于此的文学专业学生、教授以及评论家则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大师杰作的损毁与亵渎，他们坚称：读者应该按照作者的书写顺序一字不漏地进行阅读。而我却认为，删减是否得当取决于著作本身。《傲慢与偏见》动人的爱情故事、《包法利夫人》环环相扣的故事结构皆决定了二者容不得任何删减。而见解独到的评论家乔治·森茨伯里也认为：“没有哪部小说能够同狄更斯的小说一样，经得起精简和浓缩。”所以删减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一部剧本，或多或少都需要经过删减，才能够惊艳四座。多年前，我曾与萧伯纳共进午餐，听闻他的剧本在德国大获成功，在英国却反响平平。他将成就归功于德国人民的高超智慧，将失败归咎于英国民众的蠢钝无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英国，他坚持自己的剧本应该完完整整地进行演绎；而在德国，导演却毫不留情地删减了大量无关紧要的多余情节，*终以戏剧化的精髓向观众呈现出了赏心悦目的舞台效果。我认为其间原因不便直言相告，但也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出版商对小说的精简与浓缩。
柯勒律治说过，初读《堂吉诃德》定要一字不落地通读全文，而再读只需大致浏览即可，言语间似有贬斥之意。他认为文中的部分内容冗长、乏味，甚至荒诞不经，读者一旦发现这些缺点，便会认定重读只是枉费时间。然而事实上，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是所有自诩研究文学之人皆应通读一遍的非凡之作（我曾逐字逐句通读其英文版两遍，西班牙语版三遍）。当然，普通读者阅读只为兴趣，他们大可完全略过少量沉闷的内容，直接跳转至紧扣故事主题的段落，欣赏儒雅骑士和忠厚仆从之间的动人故事、奇幻冒险和幽默互动，领略全作之精髓。西班牙的一家出版商曾单独将这些内容整理成册，我认为可读性极佳。除此之外，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也是一部重量级的著作，但这部小说的篇幅之长足以令*虔诚的读者望而却步。假如我无法获得这部鸿篇巨制的精简版本，我或许永远不会萌生阅读的念头，而即便精简版问世，我也得要求它恰到好处，不能损失任何原作中的深意。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20世纪公认的小说成就之巅峰。我和众多忠实读者一样，皆能饶有兴致地阅读他写下的每一个字。情至浓时，我甚至曾语出狂悖，声称“宁愿品味普鲁斯特的枯燥乏味，也不愿枉溺于其他作家的幽默风趣”。如今，我已读完第三遍，却又不得不承认之前的见解有失偏颇——书中各部分内容虽各有千秋，却也彰显出参差不齐的内在价值。普鲁斯特深受时局观念的影响，长篇累牍地记述了他漫不经心的思考过程。如今，这部分内容或已被时代摒弃，或已成老生常谈，其原始的魅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减。但是，普鲁斯特幽默文学家的本质却永垂不朽。假以时日，人们一定会发现，他塑造的角色栩栩如生、独一无二且千变万化，此番成就足以比肩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等小说巨匠。时光荏苒，这部皇皇巨著的精简版或将应运而生，时光会为我们褪去部分内容的价值，而那些禁得住时间考验的篇章，终会因浓缩而壮美，流芳百世。即便如此，《追忆似水年华》仍将是一部鸿篇巨制。安德烈·莫洛亚著有一部佳作，名为《追忆马塞尔·普鲁斯特》。我曾借书中繁杂的史料记载得知，普鲁斯特原打算将他的小说分三卷出版，平均每卷再分四百页。可第二、第三卷印刷时，刚好碰到**次世界大战爆发，小说被迫推迟出版。彼时，普鲁斯特健康状况堪忧，无法服役参战，他便利用充足的闲暇时间，继续丰富第三卷的内容。“新增的许多内容”，如莫洛亚所言，“基本上是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述，包含了这位智者对小说人物所作所为的评判之言。”同时他还补充道，“这部分内容还汇总了一系列蒙田风格的随笔，主题涉及音乐的作用、艺术创新、风格之美、人类族群之少数以及医学天赋等方面。”莫洛亚所言不虚，这些内容的确为小说增色不少，但能否提升其文学价值，则有待商榷。因为这种形式的内容能够发挥怎样的基础性功能，终究因人而异。
关于小说的基础性功能，众说纷纭，文学界尚无明确定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写过一篇名为《当代小说》的散文，文中说道：“小说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是我们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借以探讨时事热点的唯一载体。同时，小说也将发展为‘一种社交媒介、思想载体和自我审视的工具。一种宣扬道德、礼尚往来、孕育风俗、批判法律规章、挑战社会信条及观念的文学手段’。”此外，他也认为：“小说未来将要面临的，将是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威尔斯无法容忍人们将小说视为一种娱乐消遣的工具，曾明确表示小说绝非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奇怪的是，他十分反感世人将他的小说称作“宣传文学”，只因他认为“宣传是局限于特定组织党派、宗教或学说的服务型工具”。当代社会，“宣传”一词的含义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变得十分广泛，它泛指一切通过口头、文字、广告、重复等手段，引导他人接受特定是非观念与公平价值的方法。而威尔斯的主要小说著作皆以传播信义为目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绝对可将其定义为“宣传”。
那么现在，以上所有的论述都将归结为一个问题，那便是小说能否被称为艺术的表现形式？小说的目的究竟是宣传教育还是取悦读者？如果是宣传教育，那便与艺术无关，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为了娱乐而生，这也是诗人、画家和哲学家们的共识。然而，这样的共识亦会令许多人大惊失色，因为基督教义有言，我们皆应谨慎对待欢愉的情绪，将其视作诱惑不朽灵魂的甜蜜陷阱。如此看来，我们既应理所当然地享受“欢愉”，也应警惕“欢愉”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避而远之。普遍的观点认为，欢愉只是建立在感官之上的一种情绪，这是人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认识，因为肉体上的享受往往比精神上的满足来得更加真切。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欢愉的形式多种多样，若不是以猛烈之势骤然来袭，则必定如涓涓细流经久不衰，而无关乎肉体或精神。《牛津词典》对艺术的其中一则定义为：“审美学科（诗歌、音乐、舞蹈、戏剧、演讲、文学作品等）中的技巧应用。”这样的解释恰到好处，但它仍补充说明道：“尤指现代应用中，以完美工艺、**制作进行具象自我表达的技巧。”我想这便是每位小说家都了然于胸，但始终无法实现的宏伟目标。既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大可将小说称为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存在着根本上的缺陷，以至于无法相媲美真正的阳春白雪，但终究属于艺术的范畴。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话题，正是我四处讲学之时做过的一番研究。如今，我的观点尚未改变，却无法确保表达技巧一如从前，因此我将在此稍作引述，作简要说明。
我认为通过小说进行布道或授业，是对小说的一种滥用。读者也常常会受到误导，自认为掌握知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勤学苦练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样的道理朴实无华，却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小说就像一瓶果酱，而有益的信息则像一堆令人难以下咽的知识粉末，二者搭配，我们便可欣然食用。然而，此时美味的粉末是否仍旧包含有益的信息，我们始终无法确定。同理，小说家的个人偏见亦会曲解知识本身的含义，令知识丧失原有的公信力。倘若事实已经被歪曲，我们还不如就此被永远蒙在鼓里。小说家没有任何理由精通别的领域，他们术业专攻，有所成就便已足够。当然，小说家也应该对众多领域有所涉猎，泛而不精，僭越本行，成为另一领域的专家则全无必要，甚至有害无利。他们要想知道羊肉的滋味，无须吃下一整只羊，只需一根羊排即可。然后根据羊排的味道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便能够绘声绘色地向读者描述爱尔兰炖羊肉的风味。但倘若有人借一根羊排的味道，大谈畜牧养殖、羊毛产业，甚至澳大利亚的政治环境，那么听者*好有所保留，不可全信。
固有的偏见往往会左右小说家的思想，影响其题材的选择、角色的塑造，乃至作者对角色的态度。作家所写，也皆是自我个性的表达、本能的宣示，以及感情与经历的倾诉。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保持客观，仍会受到个人喜好的制约，以各自的思想为主宰，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小说故事通常会以人物介绍拉开序幕，先入为主地抓住读者的兴趣所在，并让读者产生共鸣之情。亨利·詹姆斯曾一再强调，小说家必须掌握戏剧化的表现手法。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劝诫，意在强调作家们必须注重情节的编排，一切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为导向。因此，为了达到理想中的效果，有些作家甚至会放弃力求逼真、还原事实的写作风格，与科学或教育性质的文学创作理念背道而驰。总而言之，小说家的目的并非传道授业，而是取悦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