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传

朱由检与李明睿的南迁之议
所谓南迁之议，是把首都迁往南京、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史家们都以为首先提出这一方案的是李明睿，其实不然。
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由检自己。那是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朱由检鉴于内外交困，曾与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并叮嘱他不得向外泄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这一机密传到了懿安皇后（天启后张氏）那里。懿安皇后便对周后（崇祯后周氏）表示出坚决反对之意，说这是周延儒误皇叔——宗庙陵寝在此，迁往何处？周后把这些话转告朱由检，引起朱由检大怒，立即命宦官追查向宫中传话的人。由于懿安皇后守口如瓶，查不出个所以然。朱由检对懿安皇后极为尊敬，视若母后，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再次提起此事的是左中允李明睿。李明睿，江西南昌人，天启时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由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朱由检把他由家乡召至京师，任职左中允。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朱由检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询问“御寇急策”。李明睿请皇上摒去左右，趋近御案，与皇上展开了一场关于南迁的密谈。
李明睿说：“自蒙召，道闻贼氛颇恶，今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朱由检鉴于前次的教训，十分慎重地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
李明睿说：“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也！”
朱由检四顾无人，向李明睿吐露了他的心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要把宫廷与政府迁往南京，千里迢迢，非同儿戏，朱由检细致地询问中途接济等具体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说：“不如四路设兵，山东、河南，此陆路也；登莱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文王柔顺，孔子微服，此之谓也。”
朱由检听了表示同意，再次叮嘱：“然！此事不可轻泄。”
李明睿见皇上已经应允，抓住时机，请其当机立断：“臣谋不敢泄，但求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
朱由检颔首，随即退入宫中，命近侍在文昭阁赐宴，招待李明睿。午饭后，朱由检再次在内殿召对李明睿。这种连续召对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南迁之议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再不能以寻常惯例对待。李明睿向皇上谈了枚卜、考选的弊端，请求皇上定下法令：“不立边功者，不许参加枚卜；不立边功者，不许参加考选。”然后又谈到了军饷缺乏问题，鉴于民穷财尽，希望皇上拨内帑积蓄，以济燃眉之急。朱由检向他说明内帑一贫如洗，难以筹措。时近黄昏，朱由检稍息，命近侍在外室赐茶。
到了夜间，朱由检感到关于南迁还有不少问题要商议，又破例在内殿召见李明睿，两人仅隔一个御案，相对促膝而谈。
朱由检问：“所奏（南迁）事，即欲行之，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
李明睿答：“济宁、淮安俱要地，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
朱由检问：“何等官衔？”
李明睿答：“须户兵二部堂上官。”
朱由检又提及沿途兵将问题：“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
李明睿答：“近京八府尚可召募。皇上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才能，推毂而遣之。”
朱由检说：“然！”
李明睿重申下午提及的拨发内帑问题：“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军。若至中途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
朱由检觉得言之有理：“然，户部亦该措置。”
李明睿强调：“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
朱由检颔首表示赞同。
召对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是二更时分了。
朱由检在大年初三的节日气氛中从早到晚与李明睿密议南迁，实在是不寻常之举。正如他向李明睿透露的那样，他有志于此久矣，只是因为外朝大臣中无人赞襄，所以拖延至今。从他关切备至地询问细节这点推测，他是急于尽快南迁的。他如果当机立断立即下令执行的话，那么对于大明王朝摆脱内外交困的危机，南迁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而且几乎是可供选择的唯一*佳方案。因为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失守，隔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再现之势，也并非不可能。然而，李明睿毕竟官小位卑，说话没有分量，朱由检不敢在放弃宗庙陵寝之地这样敏感的事情上独断专行，他迫切需要内阁六部有影响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但是现在阁部大臣中又有谁独具胆识敢冒后人訾议的风险倡言南迁呢？没有。正月初九日上朝，他向阁部大臣们痛哭流涕地表示“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时，大臣们只是争先恐后地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及南迁。朱由检无可奈何地把南迁之事搁置下来。 南迁之议夭折，中兴希望幻灭
人们寄幻想于李建泰出征，但是李建泰还未望见山西大地的影子，太原就陷落了。兵部尚书张缙彦向皇上报告山西军情时，朱由检气愤地责问：“贼破太（原）汾（州），潞安继陷，毫无堵拒，地方官所司何事？”岂但“毫无堵拒”，很多地方是开门迎降，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山西全境土崩瓦解。李自成乘势向山西、河南发布了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传诵一时的名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对于这种咄咄逼人、意欲取而代之的宣言，朝野上下的反应截然不同，时人评论道：“人读之多为扼腕，而朝臣若处梦中，推荐某人营某缺，门户苞苴是务，有识之士，无不寒心。”
只有朱由检一人充满了忧患意识，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朱由检却为“忧寇”而下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的危亡而检讨。语气诚恳，检讨得也颇深刻，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在此之前，给事中孙承泽曾上疏请求皇上下罪己之诏，给事中光时亨立即响应，上疏夸奖孙承泽的建议乃是“今日转乱为治**要务”。他为皇上列举了“有误陛下”的事项： 练饷之加、抚寇之说、款敌之议、催战松锦、凿挖河堤等。他希望皇上回顾十六年来误国诸奸，详开姓名，钦定一案，使中外晓然知祸乱之起源，局面方有转机。朱由检在双重压力之下不得不下罪己诏，企图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纸面上的信誓旦旦毕竟无法挽回急速的败局，时势至此，空言已经无补于事。朱由检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乐安公主之夫），向这位皇亲国戚询问救时切务，巩永固极力劝谏皇上南迁：“若南迁，可召募义兵数万人，寇乱不难平也。”朱由检不解地问：“义兵何易？”巩永固说：“岂独数万，果如臣策，即数十万度可必致。若徒守京师，京师已玩弊久，只坐困无益也。”朱由检没有明确表态，他在等待朝廷大臣公开地、异口同声地提议此事，再付诸实施。
不久李明睿上疏向皇上公开建议南迁，他写道： 今日所*急者，无如亲征。京营甲兵不下十万，近畿召募可得数十万。圣驾一出，四方忠义英雄豪杰必有闻风响应者……祖宗创业艰难，栉风沐雨，皇上欲安坐而享之，此何时也？山东诸王府皆有宫殿，不妨暂驻跸焉。待勤王之师毕至，徐议西征，贼闻天子神武，先已伐谋，势必倒戈相向。山东、河南两路并进，凤阳祖陵又可驻跸。夫亲征之举以召忠义，不必皇上自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刘孔炤，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建中兴大业……皇上启行，留魏藻德、方岳贡辅导东宫，料理兵事。三韩重地，皇上自为督率，六飞亲驾，万姓雷动，兵士气鼓。真定以东，顺天以西，可无虑贼氛之充斥矣。日逐一日，优柔不断，天下大事，尚可为哉？ 朱由检深为嘉许，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从速议论决定。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把李明睿的奏疏事先泄露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要他上疏谏阻。光时亨上疏危言耸听地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不服，上疏申辩： 臣劝皇上亲征，非臆说也。此皆圣帝明王英君谊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白刃，犯锋镝，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所大不得已也……且今日臣之进言，为亲征也，而诸臣妄意为南迁。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着。唐时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 李明睿讲得头头是道，南迁以后才有中兴的希望。朱由检心里也明白，但是他顾虑光时亨的谏阻已经在外廷引起反响，一面召见光时亨，当面训斥他：“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并且下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面碍于廷议，把南迁之事搁置了下来。
南迁阻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南迁之议的夭折，光时亨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他把人们为摆脱岌岌可危的困境而提出的南迁之议，上纲上线为别有用心、罪不容诛，造成心有余悸、噤若寒蝉的气氛，人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
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曾与李明睿私下议论南迁事宜，问道：“皇上南迁与太子监抚南京（即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哪一种做法比较方便？”李明睿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皇上亲行为便。”李邦华吸收李明睿的见解，并参以己意，呈上秘密奏疏。首先分析了形势的变化：“臣去年入都，即请敕畿辅郡县预备城守。秦督宜扼关自固，勿轻掷浪战。宜遣重臣督师防河。诸臣泄泄不省，以致百二山河，河决鱼烂，都城堵墙，一无可恃。恃京营，则刓敝垂尽……恃援兵，则江浙摇动，荆襄糜烂，鞭长不及马腹矣。恃积财，则天子持钵，健儿脱巾，京师无两月粮矣！”针对这种形势，他提出应急方案：“为今之计，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意，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主则当守兆民，为陵庙主则当守陵庙。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有鉴于此，唯一的出路是派遣太子抚军陪京（南京），即日临遣钦简亲臣、大臣忠诚勇智者，专敕辅导，便宜行事，刻期趱水陆飞南下。这是宗社安危所系的大事，刻不容缓。他十分动情地说服皇上：“我国家并建两京，原以供时巡、备居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臣以迁自便者。臣愿随皇上执管钥，而分遣信臣良将，捍牧圉以南。发皇太子以抚军，主器之重，暂违定省，号召东南，共图灭贼。即皇上赫声濯灵，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臣与有识（之士）筹之已熟，惟上速图之。”
朱由检看了李邦华的长篇疏文，边读边赞叹不已，兴奋得把疏稿放在袖中，绕殿而行，以至于把疏稿纸牍揉得漫烂不堪，还不释手。他在接见内阁首辅陈演时，指着李邦华的奏疏，连连称赞：“宪臣言是！”陈演本来反对南迁，一听皇上此言，于出宫后向外透露，于是群臣争相议论南迁，遭到言官们的强烈抨击，朱由检十分恼怒。
二月二十七日，形势更加危急，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大臣议论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左春坊李明睿分别提到了皇上南迁及太子监抚南京两个方案。李邦华意在南迁，恐怕朝论不合，便以太子监抚南京作为过渡方案。李明睿一如既往，力主皇上亲自南迁，不妨先以凤阳为行在，麾召齐鲁之师，二路夹进，实为中兴之良策。然而响应者寥寥。李明睿见众论狐疑，未有所定，奋然说：“《易》云： 利用为依迁国。《尚书·盘庚》皆言迁事，唐以再迁而再复，宋以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讳言迁乎？”在场的官员们听到他的这番议论，错愕不敢应声。只有少詹事项煜发言请求以太子监军往南京，与李邦华的建议相呼应。
朝臣对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使原本倾向于南迁的朱由检感受到了舆论的无形压力，他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天他在平台召见内阁辅臣时，面带怒色地说：“宪臣（指左都御史李邦华）有密奏，劝朕南迁，卿等看详来！”随即取过手本递予阁臣，要他们当场表态。
阁臣阅后回奏：“昨东阁会议，有二臣亦主此论。”
朱由检问：“二臣何人？”
阁臣奏过姓名及各自的主张后，朱由检作出了与他本意大相径庭的决断：“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阁臣劝谏道：“诸臣言出忠爱，非有它意。”
朱由检说：“忠爱平日所当尽心，若临急建此谋，便是苟且求免。”
阁臣说：“太子监军，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的观点前后判若两人，看似乖异，其实不难理解。吴伟业在记述以上这段对话后，所作的分析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朱由检当时的复杂心态：“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吴伟业道出了朱由检的顾虑，因而动摇不定，其实朱由检内心是很想南迁的。
朱由检一面在说“国君死社稷”，一面还在做着南迁的准备工作。他先是派给事中左懋第往南京，察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继而又密旨批准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无不显示出仍未放弃南迁的意向。冯元飏早在南迁之议初起时就向皇上力陈：寇在门庭，南北道路将梗，宜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所以才有朱由检命他做好准备的密旨。日前南迁之议在朝廷引起分歧而导致搁浅，冯元飏心急如焚。他顾不得这时正移疾候代，立即派儿子冯恺章带了他的紧急奏疏入京，向皇上进谏：“京师戎政久虚，以战以守，无一可恃。臣督劲旅五千，驰赴通郊躬候圣驾，航海行幸留都（南京）。”冯恺章进入北京是三月初七日，形势急转直下，这一方案已无法付诸实施。
朱由检之所以在南迁问题上动摇不定，关键在于内阁首辅态度消极。陈演反对南迁十分坚决，所以朱由检在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他，使他感到不安，只得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官。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在武英殿对他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这“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南迁。继任首辅魏藻德也是如此，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置可否。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朱由检要他表态，他始终一言不发，以一种沉默的方式表达了委婉的否定之意，令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的哀伤，“耸身舒足，仰叹而起”。朱由检的皇后周氏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一语道破其中奥秘。
南迁之议到了这个地步已成强弩之末，然而还是有人不时提起。
三月初一日，朱由检在中左门召对陈州生员张攀，张攀向皇上提议：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一二老成忠爱大臣辅佐。这种建议日前已有李邦华等人提出过，朱由检已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这时他重申前议：“朕方责诸臣以大义，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谓社稷何！”
三月初三日，督师大学士李建泰奏请皇上南迁，并表示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大臣时，对内阁辅臣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求先护送太子抚军江南，遭到给事中光时亨的激烈反对，他大声疾呼：“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所谓唐肃宗灵武故事，是指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宦官挟持太子李亨逃往灵武（今宁夏灵武），拥立为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光时亨引用这一典故，意在指责倡言奉太子南下的大臣有拥立太子架空皇上之嫌。这顶大帽子压下来，吓得范景文等大臣张口结舌。朱由检打破了沉寂的气氛，询问诸臣有何战守之策，众臣一片沉默，无话可说。因为到了这时，除了南迁，或战或守都已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朱由检面对沉默无言的大臣们，深深叹息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气得拂袖而去。此后，一提及南迁，朱由检就火冒三丈，训斥道：“卿等平日专营门户，今日死守，夫复何言！”
可以想见，当三月初七日冯恺章拿了其父冯元飏的由海道南迁的奏疏入京时，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响了。当时内阁六部衮衮诸公心灰意冷，不再正常上班办公，以致内阁大门白昼紧闭，人迹罕至。户部尚书倪元璐劝冯恺章：“皇上有国君死社稷之言，群臣无以难也。”“上决计固守，疏必不省。”内阁辅臣范景文、方岳贡二人私下对冯恺章说：“曩者津门饷匮，公（冯元飏）要苏州之运以给（即截饷）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冯恺章在京彷徨七日，报国无门，只得饮泣返回天津。
南迁之议至此正式宣告破灭。
朱由检内心深处却念念不忘南迁。当李自成的军队已逼近北京外城时，他想起了巩永固先前说过“若南迁，可召募义兵数万人”，便秘密召见巩永固与新乐侯刘文炳，商议此时南迁是否还有一线希望。
朱由检问：“卿向说朕南行能集兵数万，今犹能集乎？”
巩永固答：“今无及矣！”
朱由检问：“卿尚言可致数十万，何乃云无？”
巩永固答：“前者贼远，人思避贼，故兵可集。今事已急，人心尽乱，一卒亦难致，臣何敢误皇上。”
朱由检问在旁的刘文炳：“两卿各率家丁护从南行可乎？”
巩、刘二人回答：“家丁何足以当贼锋？况臣家素谨，不敢私蓄家丁。”
朱由检听了顿时愕然。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候再来提南迁，为时已晚了。
巩永固告诉皇上，自己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
于是两位皇亲与朱由检一起悲哀地相向涕泣。
明亡后，遗老遗少们一提起这段往事无不欷歔哀叹。计六奇在回答“南迁得失如何”这个问题时，感慨系之： 当自成逾秦入晋，势已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邪说，其事遂寝，天下恨之……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华以身殉国，是南迁之议，乃所以爱君，而非以避死也。 言辞之间难免有些偏激情绪，但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许，却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有人甚至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受了“闯贼密旨”，充当内奸。他在闯王进京后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这种难以找到佐证的推测可能性极小，不过于此也大体反映了遗老遗少们的某种愤懑心态。
由此反观昔日南迁之议，不能不感叹首先提出此议而又击节赞赏李明睿方案的朱由检，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时机，虽然留下了殉国的美名，却使得明朝“稍延岁月”的希望付诸东流。美国学者魏斐德在评论此事时这样写道： 崇祯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清兵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缺乏的东西，由此接管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间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魏氏对当时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的透彻分析，令人拍案叫绝！ （摘自樊树志著《崇祯传》第八章《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中华书局202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