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论世衡史丛书

《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导言 近代学术，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近代学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的必要方式。黄侃有言：“治中国学问，应置身于五口通商之前”，“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二语既为治中国学问者指示门径，也暗示了道咸以降，中学式微，晚清民国学人在接收西学时，往往是“接收新理论”，以新理论解释固有材料。诚如有论者指出：“近代以来，中西新旧，乾坤颠倒，体用关系，用夷变夏，已成大势所趋。”近代科学史学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突破传统桎梏，成为创新文明的必要手段，中国历史文化的“国故化”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教模式的学理基础，开启中国学术体系革命性转向与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形成。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退出历史主流，现代学术分科体系逐步建立，此为近代学术转型的关键环节。衍至今日，现代学术分科逐渐陷入新材料不断扩充与理论无法突破的危机，面临社会科学化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之间的困境：标榜实证主义的客观性，以考据方法为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相配合，实则难免以现代意识的价值标准去审视、评判历史文化。 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成为近代学术破旧立新的关键环节，新文化派侧重以方法与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价值与知识之间的关联。近代“新学术”之建立，形成由史学方法来承担全局的趋向，以科学方法辨析“材料”成为近代新旧派分的重要依据，导致民国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联集中在“材料”与“方法”层面，中国学术流变的内在理路被截断众流式的派分所割裂。如若切断近代学术与传统文化母体的价值关联，惟新求是，标举为学问，而学问的后果或将使科学史学逐步演变为纯粹的实证知识之学，丧失在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性的能力，难以为文化重建与文明走向提供有效的路径。此一趋势导致近代学术流变的脉络难明，更使中国学术的本意被曲解。近人按照新文化派以分科眼光形成的学术史叙述，见证与催化了“用夷变夏”的历程，而突破分科之学的局限，以疏源浚流的方式进一步梳理和呈现中国固有学术在晚清民国时期传衍流变的实情，或可成为超越“外国框框”的突破口。 实际上，道咸以降，传统学术内部流派纷呈。王国维提出清代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新学继承乾嘉专精之学，目睹世变，以经世之抱负，“务为前人所不为”，“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清末民初政局转变，与今文学之兴起，有莫大关系。晚清今文学的兴起引发了经今古文之争，今古立场的分殊导致近代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方式迥异。晚清今文学复兴，尤其是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康有为公羊改制学说引起一系列学术论争，牵涉到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经今古文之争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深入阐释经今古文问题在晚清民国时期演化的多元线索与内涵，有助于准确把握近代学术转型的多重路径与复杂性。以此为凭借，上可探近代中西、新旧学术的纠葛，下可究民国以降学术的发展变迁。 长期以来，学界在革命与现代化的叙述中，将近代经今古文学与戊戌变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汤志钧认为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近代经今古文学传承汉代经今古文学的学风，今文经学从维护封建统治到昌言改革、变法维新；古文经学发扬经世传统，进而宣传排满。近代经今古文在学术与政治方面的异同、分合，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列文森认为近代中国儒学政治已受到反孔非儒等所谓近代目标的全面攻击，廖平作为儒教与历史分离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历史无关。康有为将廖平的抑古尊今思想转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改革行动，为儒学提供了“*后一次服务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机会 ”。萧公权侧重阐发康有为如何发展儒家学说、参与政治行动的真正意义与现代价值，认为康有为是对儒家思想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儒家修正主义者、富于世界主义观念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 诚如有论者言，就清学而言，经今古文问题仅是汉宋分争的子题，或者说只是少数人的问题。有清一代，真正可以称作今文家者，寥寥无几，如果没有康有为言公羊改制，经今文学应当不会进入晚清思想界的主线。长期以来，近代今文学的谱系多以康有为为核心展开，以公羊学为中心，侧重发掘其经世内涵。杨向奎、陈其泰、黄开国等学人系统考察清代公羊学的展开系谱。孙春在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勾勒清末公羊思想经历了准备期、兴盛期、完备及蜕变期的线性发展历程，认为庄存与因与和珅斗争失败，遂回乡著述，转向公羊经学，借助经典讥讽时政，进而主张“为了避免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线性历史叙事的固有偏见，我们应该以开端代替终结。这并非轻视今文经学在光绪1898改革维新里的重要性，而是要将开端当作开端去发掘，不要流于事后聪明的历史目的论。”艾尔曼将今文学的重点由“康梁”转向“庄刘”，引发新一轮关于近代今文学起源的大讨论。刘桂生在艾尔曼著作译介之前，就指出庄存与入值上书房讲授《公羊》，其学说具有“讲义”的性质。刘大年认为今文经学起源于庄、和矛盾斗争之说，存在极大的疑问，仅仅凭借庄氏特殊大家族的研究，不可能达到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断裂”的目的。所谓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是忽视了庄存与、刘逢禄与康有为、梁启超今文经学时代背景的区别。陈祖武强调庄存与晚年痛恨和珅祸国殃民，但若以此为庄氏结撰《春秋正辞》的初衷，似可再做商量。王义俊指出庄存与同和珅之间根本形不成对立和斗争，庄存与治经贯穿其一生，绝非到晚年才转入治《公羊春秋》。相形之下，汤志钧则认为今文经学所贵在其大义，由“家学”而“显学”，传“微言”，讲“大义”，与时政有密切关系。徐立望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批判，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存在冲突，说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 正如有学者所言政治斗争、经世思潮与社会变动对于探讨今文学兴起不无裨益，但“学术理路尤需重视”。今文家重“义”轻“事”，重论轻史，古文家重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核心议题，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学术理路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其一，晚清经今古文学与汉代今古文学的异同。李学勤认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与古文分派，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来看汉代经学，“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若重新研究许慎的《五经异义》，“结果与廖平《今古学考》的学说是不一致的”，应当重新检讨汉代经今古文学的问题。黄燕强从今文与古文、孔学与史学、《王制》与《周礼》、义理与考据等四方面，论证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郜积意考察汉代今、古学的礼制分别，重新审视廖平礼制学说及其来源，并指出经今古文学之分的知识学倾向因各种原因未能得以*充分展开。其二，辨明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经今古文之争*具代表性人物的学思历程，考察晚清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生成与演化。江湄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的本意。刘巍从康有为、章太炎经学立场的建立过程，窥探晚清今古文经学争议的关键面向。康有为学术经历了记诵之学、分辨今古文而兼采今古，专宗今文而全面攻击古文的发展历程，康有为的今文学可谓中国儒学经世传统的近代转承。章太炎提炼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对抗，旨在捍卫国史的尊严，以国史经世。 百余年来，在考察近代今文学学理问题中，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公案成为学术焦点，大致形成了四种意见：一是康有为“剽窃”廖平学说。此说传布*广，朱维铮视此为晚清学术*大的版权官司，认为廖平至少充当了康有为理论体系的助产士，《教学通义》的刊布更证实在廖平指点后，康有为才由经古文学改宗经今文学。二是康有为并未抄袭廖平学说。房德邻立足于康有为早年的今古文立场评述康、廖之间的学术公案，认为康有为《教学通义》早已有今文经学的观点，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有为看过他的《辟刘篇》和《知圣篇》“两篇”，长期流传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考”抄袭廖平《知圣篇》《辟刘篇》“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三是廖平“影响”康有为转向今文学。刘巍系统考察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交往，认为廖平影响康有为主要在“新学伪经说”的启发，“六经皆孔子所自造”以及经典所传先秦制度事实都出自孔子托古改制等两个方面。四是廖平与康有为相互影响。此说关注者较少，却颇有启发性。章权才主张着力寻找康、廖在今文经学研究中的共同点，而不应“简单归结为你抄袭我，或我抄袭你”。 在上述基础上，学界逐渐反思近代今文学的系谱问题。蔡长林以研究常州学派著称，敏锐地注意到公羊学难以包容近代今文学的整体脉络，从宏观视角分析庄存与到民初崔适之间，存在“偏向考证的今文学与偏向义理的公羊学”两种研究方式，合二者为一，可命名为今文学派。张勇从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入手，还原梁氏前后叙述的不同语境，澄清其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将梁氏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今文学”言论加以历史的解析，呈现出一个逐渐生成和变化着的过程。於梅舫层层剖析戊戌前后士林与官场人士对康有为学说的认识与反应，揭示戊戌变法中各派各层人物的政治与学术分野，并非似地域、今古、新旧、帝后那般泾渭分明。王鸷嘉考察19世纪以来学术史的论述，发现以庄存与为始祖的今文学传承谱系的构建中，存在魏源等“今文”学者人为推动的因素。这一论述在近代被不断地强化并成为目前的主流认识，近代今文学系谱的建构历程堪称学术话语变迁影响学术史叙述的绝佳案例。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呼声与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学界开始反思原有革命史叙事，力求综合探索“学术议题”的“典范转移”，以期更贴近晚近学术变迁的整体脉络。王汎森系统论述了疑古思潮与晚清今文家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以近代以来学术典范的转移为轴心，描述分析了中国近代学界的内部变化，以及不同学人或派别对中西思想资源的利用以图应时而变等近代学术多元动态的走向。罗志田揭示近代经史递嬗，“新宋学”对民国学术的影响，着重讨论了整理国故和“科学”的关联，深入分析民国学者对“国学”与“国故学”的不同诠释，以及近代学人关于“整理国故”的几次思想论争，呈现民国学界多元的思想光谱与学术脉络。桑兵首先对晚清民国学术作了通贯的综述分析，再分别以人物（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老辈学人”、章太炎、傅斯年、金毓黻、马裕藻等）、机构（清华国学院、东方考古协会、厦大国学院、中国史学会等）、方法与理念（“道统与派分”“新史学”“史学即是史料学”等）为中心展开论述，揭示中国近代学术传承中复杂纠葛的“学”“人”“事”，对晚近以来“分科治学”、严辨“中西新旧”等学风予以切实的纠正，反思以新文化派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从地域、人物、议题等方面为考察经今古文之争与民国学术的关系拓展视野。与此同时，汪荣祖、李帆、张昭军、赵沛、吴仰湘、蔡长林等学人分别系统研究了近代经今古文之争代表性人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崔适等学人经学立场的建立与转变过程。路新生、郑师渠、王学典、张越、陈勇、蔡方鹿等学人集中考察了钱玄同、顾颉刚、钱穆、蒙文通等民国时期经今古文问题论争中重要学人的学术旨趣与经史转变历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史异位、经学史学化已成定局。刘巍以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来龙去脉为线索，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六经皆史说”的影响与转变，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余英时、罗义俊、陈祖武等学人认为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结束了晚清以来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经今古文之争演化为史学问题。刘巍进一步论述民国学者虽然承继晚清学人的学术议题，吸收他们的某些治学路径，但学术研究的旨趣已经变异。就经今古文问题研究而言，*典型地反映出“经学没落、史学主位或经学史学化的趋势”，“经学今古文问题的研究讨论主要着眼于史料辨伪，它所要解决的只是‘史学’问题，并不是为了‘通经致用’”。王汎森将廖平与蒙文通师徒视为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典型，认为蒙文通的学术有两个重点：一是“古史多元论”，一是“大势变迁论”，两者与廖平独特的经学观念相关，都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张志强深入追问“究竟是何种经学向何种史学的过渡，构成为蒙文通成学过程的关键”，提出不能忽视不同经学向不同史学过渡的具体历史脉络的复杂性。从思想根源上厘清廖平、刘咸炘、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学人学术理念的分合，进而指明蒙文通对经、史、儒关系的重构，“创造性地经由今文经学的路向，将逐渐脱离儒学义理价值立场的经学和史学重新纳入到一种以史学为知识统合手段的儒学系统当中”，这既与章太炎从古文经学向史学演化的路向截然不同，又“不同于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中开出史学和哲学的路向”。 进入新世纪，在学术与政治的推动下，学界开始重新认知经学研究之于理解中国传统学术与确立当下中国文明主体性的价值和作用。陈壁生指出康有为、廖平彰显孔子一王大法，可谓今文经学的现代发展，以六经之抽象价值为国家构建的理论源头。古文经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章太炎通过民族主义史学，寻找历史上的“中国”，建立现代意识上的中华民族。今文经学与近代经今古文问题之于当下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意义得以进一步揭示与拓展，力图经由近代今文学为重建政教、“重回王道”提供理论基础，为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寻求一个儒化面貌。张广生从汉宋今古之辨入手，梳理近世今文经学的经世观念，尝试在近代今古之变的历史脉络中，探寻现代中国政教转型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力图在儒学系统与当下中国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为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寻求新出路。李长春透过廖平《知圣篇》，审视清末今文学者思考帝国形态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儒家的教化理想与政教体系如何重建等议题。张翔从道统之争到全球文化整合的视角，重新审视清代今文经学与“大同立教”思想在近代中国流变的复杂线索，揭示清代今文经学与中外思想碰撞与交织，“试图从一个侧面呈现中国文明自主性意识的确立过程，以及对将西方要素纳入中国文明体系之内、同时重塑自身的方式和道路的探索”。傅正受到刘小枫在中国传统内部寻找现代性危机根源的启发，梳理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的关系，尝试弥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痕。 综上可知，经今古文之争作为近代学术思想转型的枢纽，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从事实与方法层面，论述康有为公羊改制与清末政局、刘歆造伪问题与疑古思潮的关联；近来则致力于从今文经学中开出文明转承的新道路。两种思路在学术本位与文化自觉、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之间不无错位且缺乏对话，关于近代今古文学的经义分殊及其流变的内在脉络尚有较多探讨空间。若要进一步把握经今古文学之于近代学术乃至当下文明走向的关系，应当突破以材料与方法为学，反思以意见为义理的研究立场，以源流互质的方式紧扣时代主题，洞悉学术源流，体会学人的本意，揭示学术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 如何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既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又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根源性问题。乾嘉学人意图超越宋明先天预成的形上学，却群趋考证学的知识实践，进一步割裂义理学与经史学的关联，各派学人基于各自学术立场，尝试从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中开辟出应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有效方式，近代经今古文之争由此兴起。研究近代经今古文问题，必须本其学术脉络，总体考量，体会学人的学术主旨，辨明相关著作的撰述缘起，“知人”与“论世”两相结合。“论世”旨在接近学人行事思维语境，寻找“了解之同情”的有效途径，但若不能“心知其意”，往往只能限于自己的眼界“横看成岭侧成峰”。治学之道，甘苦自知，一如柳诒徵所言： 凡论一家之学术，莫难于其人未曾自曝其宗旨，非就其生平种种著述比较而归纳之，不易得其要领也。若其人生平已历述其宗旨，则后之学者第须就其宗旨演绎而导扬之，不必更下己意，善学问之事，甘苦自知，他人之议论，断不如自身之举示之确也。 若能将学人的夫子自道或著作要旨与当时学界回响相结合，多方比较与综合学人的著述缘起与旨趣分合，或能在学术源流与历史语境中更真切地体会学人的学术理念。比较著述需要辨析著述缘起，尽量复原相关学人所发表、改订各文的原貌，将学人的言行置于其所处历史语境中，落实言说对象与本意，梳理演化过程，而非以后来的观念格义与分科。以此为基础，本书力图在学术源流与历史语境中，知人与论学相辅相成，分析各家著述要义与主旨分合，虚实相济，考察各派学人之间的交往、论学，辨明近代学人处理经今古文学问题的分殊与纠葛，以此呈现传统学术近代转承的不同理路与复杂性。下列各章节充分吸收学界既有研究成果，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在晚近学术、社会的发展大势之中，历时性考察相关学人个人境遇与学术思想的演化，阐释学术流变的内在理路与时代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