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华人移民的身份混成与文化整合

　　《漂流：华人移民的身份混成与文化整合》：　　（三）社会认同的混成化/混成过程　　文化的混成化和全球化过程使“种族性”“民族”“社会认同”等概念变得更难把握，“社会认同”已成为许多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混成化被用来描述全球化时代中社会认同的形式，特别用以描述那些旅居或侨居生活中复杂的文化经历，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批判性文化意识和多重社会认同。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时空的缩小和日益强化的世界整体感，这些改变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信息高速公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与这种日益压缩的世界紧密相连的是“他者”意识的出现，即意识到他者，譬如移民、外国劳务人员和游客等的存在（Chan，2003：139-155）。迁居和旅居生活使许多人的社会认同日渐分裂，变得多重化。文化的混成化会带来某些文化特征的消失，例如移民后代的个人认同和文化习惯的改变；在文化混成状态下生活而形成的人格，其人格认同多具有变动性，而在特殊地区或民族和小区环境中的生活经历，也会凝结成多重文化认同，“个人可能支离破碎地吸收不同文化的片断，然后有选择地用于不同的环境中”（Leweller，2002：98-99）。　　Jonathan Friedman和Ted Leweller对21世纪人格认同的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状况进行分析，认为传统主义的人格认同多与宗教有所联系，更尊重权威和连续性，束缚在家庭、宗教和小区关系网中，而现代性则标榜个人主义，支持变革。现代人的人格文化特征（identity）是自我的不断扩张，这种人格认同依赖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流动性，以及从非资本主义固化的生存架构，如从家庭、小区和宗教中解放出来（Friedman，1994：91-95）。　　后殖民时代，种族、语言和宗教差异突出，冷战的结束，也终结了以阶级、民族、国家和超级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认同，社会和个人认同趋于多元化甚至呈分裂的状况。全球化促进社会群体和个人的跨区流动，家的含义、所属小区的认同、国家归属感都不再单一和静止。多重的、分裂的、依赖环境的认同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流行，认同混成化，则表明传统的实质主义的文化认同观被逐渐解构。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职业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发达国家中，职业可大体分为三类，制造业（routine production services）、服务业（in-person services）和符号分析处理业（symbolic-analytic servlces）。大量白领和蓝领被卷入制造业；服务业是为人服务的行业，包括零售人员、文秘人员、理发师、出租车司机、保安、房管等社会服务人员；符号分析处理业包括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投资顾问、律师、出版商、作家、音乐家、电视电影制片人等。　　以处理符号——数据、词语、音像等为主的第三产业工作人员的任务是发现和解决问题，兜售战略性构想。他们依靠自己积累的知识和丰富经验，具有独立自主性，不从属于特定的地域或单位。他们的工作和利益更多地和全球范围的企业事业相联系，不依赖个别国家的经济生产。　　他们的认同已超越本民族国家，世界性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及其对身份的理解（Reich，1991：252），Eric Hobsbawn认为，在符号分析工作者的社群中，能更清楚了解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分野的消退，世界主义不会取代国家认同，但会形成一种新的认同形式。Kenichi Ohmae在《无边界的世界》一书中谈到，跨国公司已成为一种具有替代性的跨国社群认同体，在跨国公司中，民族国家等同于区域性市场。跨国公司甚至有其历史、杜撰的神话和未来，换句话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文化实质上就是关于一群人的故事（Ohmae，1990：182-183）。　　19世纪的人类历史大多以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主线，20世纪末以来的世界历史表现为国家和种族群体在世界跨国性重构中撤退，国家要么与之相适应，要么被错置和整合。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预言，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发展已越过巅峰（Hobsbawm，1990：182-183）。当黑格尔哲学中的猫头鹰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头上盘旋时，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认同已不再是唯一和实在的。在“后国家”和个人经历跨国化的时代，社会认同的复杂化，使认同概念的理解趋于深化。Stuart Hall以他的经历对社会认同的侧面进行诠释，认为这不是个人经历的终点，而是一个对存在的不断认知，它不会完成，但总是会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临时定位，并需要个人对环境进行富于想象和适应性的诠释（Hall，199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