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部红色经典 政治的新生

用可胜之机，别忘匹夫有责 从言论界看来，中国人民对于对日作战，已有必胜之念，这是非常可喜的事！因有必胜之念，才能用可胜之机。客观地，也可以说，惟其有可胜之机，所以才有必胜之念。 从忍耐到抗战，在中国人民，就已是一大胜利。抗战而能战术制胜，又是一大胜利。因为必须抗战，才能用可胜之机。而活用战术，就是已在用可胜之机了。再进是以战略制胜，以民众教育制胜，以政治外交制胜，以经济制胜。如能充分尽量地用了可胜之机，那末，“必胜”就可以由一念而转变成事实。 中国人民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充分尽量地用可胜之机呢？从言论界看来，可以说还没有。不但没有，有很多的人还不知道怎样去用可胜之机，更有很多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可胜之机。 比如说：在未抗战以前，有人这样说，人民中的多数分子知道应该抗战，有了必胜之念，就好了，这是对的。现在如仍这样说，就不对了。有必胜之念的人而也贡献出自己一份的力量来于可制胜的事，还好，如把自己的信念只建筑在战场里，把“必胜”只依赖捐躯效命的前方战士，就不但不对，也是很危险的事。 又如，虽有可胜之机，而必胜仍然是有时间的条件的。有必胜之念，而以为现在就可有必胜的事，甚至以为好像已经得胜，敌人求和，这就是很有害的思想了。 又如，国际的外交阵容，现在正在转变中，转变成对中国有利的外交情势，很有可能。只看中国自己怎样去运用。如能充分尽量地去运用，成立中苏，中法国防互助协定，完成国际的民主阵线，也不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在于怎样去运用。不能够把这些问题委之于外交上负责的人们去考虑就算了事。看着苹果，不取来吃，就等于没有苹果。 内部的更紧密的团结，也有一样的情形。 时间*可宝贵。而惟努力可以节缩时间。 怎样就可以充分尽量地去用可胜之机呢？说来当然话长。而*重要的，就是必须促成这几个基本的主观条件： 一、民主政治，人才政府； 二、确立国防外交政策； 三、确立国防经济政策； 四、民众的教育，组织和武装，和武装民众之战略上的布置，——“难民”当然也包括在民众之内。 需要民主政治和人才政府 远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大革命家已经讲到中国革命如何影响欧洲革命的事。可是，直到现在，中国人自己中，当估计到对日作战之*后胜利时，把世界大战的及时爆发也估计在里边的，还大有人在。 对日作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其所给与世界之影响几何？——对日作战，是革命，是革命的战争，其所以异于一般的战争者，因革命的战争是为保卫和平的。 世界的革命民众，保卫和平的人民，都同情中国，称赞中国，为中国作广大宣传。但我们如把这个当做是中国所给与世界的影响时，就不免过于自诩。我们宁可以说，中国的革命战争所给与世界的影响，还一点也没有。 对于世界外交的阵容吗？影响更是还谈不到的事情。 我们既不能够运用世界的外交形势，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就不免减少其影响本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力量，有时候，反而引起其政府的嫉视。这种情形，不但在英国有，在法国更是这样。 因为我们不能够运用外交形势，所以就被外交形势关锁起来了。我们的外交活动，被关锁在一个狭笼里，便只有借款，买军火，和独唱。 因此，中苏，中法互助协定，经两三年之久，保留在国内的报纸，杂志中，作了前进分子之思想上的慰藉。 和平民主阵线呢？始终是若有若无。我们本来可以促成它，我们可以做它的主盟国或主盟国之一。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本来可以同苏联，同法国做成了知己朋友，患难之交，可是有时候又不愿意轻于失掉了德国，意大利那样的朋友，那样的交情，这样一来，我们就看见，苏联更谨慎，法国更踟躇，连美国也更遥远，英国也更机巧了。 可是一切的一切，我们可以说：事情多，人手少，时候太急迫，忙不过来，没工夫…… 那末，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来乐观“国民参政会”之成，不来督促*近所传“政府改组”之成为事实呢？ 中国在向着民主进军。 人才才是好宝贝，比金子，银子更值钱。 一鸣已惊人的鸟，现在在准备着一飞而冲天。 从国民参政会做起 国民参政会，是到民主政治的跳板。 它是这个时代的*可爱的产儿之一。但它在时间上所占地位将不会很长。它必须跃进，它将转变而为一个更进步的组织体。 现在没有再来讨论国民参政会组织的成份的必要了。讨论它将，它必须，它应该转变为怎样一个组织体，才是较聪明的，有用的事。 这样的一个组织体，需要这样的一些成分，应该具有这样的几种原则性。 省区的原则性是应该注意到的。可是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被占领的省区。当前的事实在这样要求我们。 汉，满，蒙，回，藏，……是应注意到的种族的原则性。合汉，满，蒙，回，藏，……而为中国民族。民族是一个历史行动的单位。 职业的原则性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不能够向着工人农民，士兵，小商人，艺术家，科学家，新闻记者关门。特别是劳苦大众，我们不但没有理由把他们摈之于民主之外，而且是没有他们，我们便没有法子实现健全的民主政治。 注重妇女，但不能忽略了劳动的妇女。 国防时代需要国防的民主政治，也在完成它。需要得越迫切，完成得越迅速。只有它才是集中人才的*经济，*周全的方法，也只有它才能够适当地，力学地运用人才。 政治之重要，不但在于建国，于抗战更是重要。抗战只是政治的手段之一。战略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用政治才可以解决。在战场上的形势相形见绌的时候，更需要用政治以取胜。政治可使退守变为进攻，转败为胜，给士卒以勇气，给将帅以自信心。政治可以减少牺牲，节缩时间，给*后胜利以保证。 政治，在抗战为眼目，是建国的指南。 只有民主才能够发挥政治的妙用，十九世纪是这样，二十世纪也是这样，而在中国现在，更是这样。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够真正地动员全民，才能够做到军事的动员，经济的动员，文化的动员，和中国所特别欠缺的，特别重要的政治的动员。 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了士兵和民众间的差别，使士兵成为武装的民众，民众成为后备的士兵，士兵在战场里执行民众的意志，民众在后方给士兵以物质上的给养，士兵保护民众，民众鼓励士兵，直到士兵和民众集体地发挥出抗敌救亡的战略上的作用。 士兵间的不贰的结合，民众间的不贰的结合，士兵和民众间的不贰的结合，才是*重要的防御工程，而为近代武器所不能撼动的万里长城。 所以要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必须先实现国防民主政治。 至于人才呢？当然，不是说资格要老，地位要高，实力要大，洋必须留过，笔必须挥来。人才当然需要经验，但成绩也不必是人才之惟一的表征。也不是说必须有专门研究的才算人才，当然专门研究是很重要的。人才也可以从实际生活里边征别出来。从某种生活范围里去征别某种实际人才，*切要。这样人才当可以捉住那种工作的内容，而发挥其有效性。当然他们可以有很多的缺点，但他们是远离形式主义的。工作上已有成绩的民运者们有许多事还必须向他们学习。专门的调查，也不如他们的活的经验，更具有科学上的真实性。他们需要别人帮助，但也可以帮助别人。何况是集体的行动，可以互见所长，互补所短。我们必须把政治上的潜在力量转变为实际力量。 这样就是说，国民参政会之进一步的组织形态，将是一种国防代表会议，一种初步的民主政治的组织体，而为中国人民所预约，抗战建国所要求，迫切需要所将促成之的。 参政：做什么？ 罗隆基先生在报上发表关于参政会的意见的谈话，很有意义。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尚未开始，但对其本身工作而有这样认识的参政员，也不妨说这已是一种收获。 参政会还不是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但它必须能代表部分的民意。它应当负起责任来给一般的舆论以具体化的机会。它不能以为发表一些建设的批评就算满足，而必须对于实际的政治给以推动，使它运动起来。它必须为民主政治做好了应有的准备工作。如做得更好的话，它也未尝不可以变成一个代表民意的非常机关。 改革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是*切要的工作，也是参政会*迫切的任务。 正在需要政治，特别是高度效率的时候，有许多地方却都有“一窝蜂”的现象。好多人往一处飞，都做一样事，甚至把自己本来要做的事都丢开，放弃了自己特有的责任。这些人们很有理由为自己辩护，说，没有地方去，没有事可做。其实有很多地方堆满了闲人，有很多应做的事没有人去开创。有的是事缺乏人，有的是人缺乏事。 参政会要负起开创的责任来，为事找到人，为人找到事，于改革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工作中，兼收人力的动员，人才之力学的运用之效。 军事委员会，比较地是*克尽厥职的了。从一般的作战计划到军队里边的政治工作，它都做了。但其他的主要机构，就不像它那样工作紧张，甚至鸦雀无声的也有。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虽在非常时代好像也是很清闲的。甚至究竟做些什么事，人民都不容易知道。而有很多事一向被疏忽，现在却非常重要的，都还没有去做。经济部的设立，非常切要。但一样重要的如科学，艺术，也需要添设专部负责推进。科学除技术之直接有关经济建设者外，原则的科学也非常重要。加紧团结精神，甚至统一思想，离开原则的科学，便无法去做。艺术之煽动的力量，远过于一般宣传。歌唱电影，深入民间，更须加意经营，以广传布。 各部行政之缺乏确定的政策，责任之欠分明，都是急应改进的事。如外交部的工作是比较明朗的了，然而也嫌于缺乏坚强确定的政策，运用日夕变化之外交形势，树立世界的政治影响，敌友分明，以收“上兵伐谋”之效。所以有时候，外交上的发言，反大类宣传。经济部也缺乏具体计划和重要建树。当然这与财政有关。而财政本身更需要有特别办法，以应付这种非常局面。 机构改进，责任分明，政策确立，再从而提高效率，这样就政治清明，人尽为用，外结与国，内无弃财，胜败之数，不待于战场而可知了。如把这些工作，都责望于国民参政会去推进，那未免太过。“罗马”不是一天建造成的。但无论如何，它须做一部份，它也能够做一部份。 寸土必争，抗战必胜的一个基本条件 保卫武汉之声，弥漫舆论界。武汉民众，更起来号召保卫运动，集议具体方法，积极进行。二十余万工人更是自告奋勇，愿能武装自己，保卫三镇。国民参政会召开**次会□ 对此迫切之中心问题，当更能有所讨论，集思广益，而成具体的建议。 保卫武汉，不但在今日，其实，老早就应成为一*重要的问题，而加以讨论，以求确实，妥善之解决。因武汉之于中国，不但是经济中心，交通中心，而且也是*适宜的国防中心和国防治的中心。即至今日保卫武汉，仍不能视作一个纯然军事问题，而必须在政治上，在文化思想上，去解决它，才是根本的和有效的办法。 保卫武汉！这是一切未武装和武装的民众所应共同负起来的责任。保卫武汉，不到半年之后，即使是暂时的战略上的撤退，亦不肯为，这又是直接负责保卫武汉的军事领袖们所应有的信念。 如果一切都能做到，然而保卫武汉，仍不只是一个武汉问题。即以今日而论，有效地保卫武汉，必须保卫江西，保卫安徽，河南，乃至保卫广东，福建，保卫陕西。而目前焦急，火热的马当，彭泽，潜山，太湖之争夺，尤不只是军事上的得失问题，而与政治，战略有血脉，呼吸似的紧密关系。 “寸土必争”，国防科学上的这个基本原则，就应是全国人民之抗日战略上的一个基本的信念。 有一种*有害的思想，必须自加检点。这就是，某地，某地在战略上的地位不很重要，所以…… 在革命的战争中，在全民战争中有以攻为守的战略，没有以退为进的战略。在防御战中，寸土的放弃，客观地是对于敌人的一种帮助。每一个主要城市的撤退，每一个省区的弃守，对于责任感丰富的人，能没有断臂，截足的剧痛？ 每一个重要地方的失守，在当时，不但是军事力量上，也是政治力量上的弱的表现。 在七七再来，在焦头烂额的一年抗战途中，在大半鱼米之乡通入魔鬼的岔道，在主要的藏煤区域装进偷儿的荷包，在铁钢产源地带触险告急，在这片广漠战地多数男女兄弟一时变成了仆役，丫头，少数失业流浪，成了慈善行为的对象，这样时候，能不痛定思痛，顾后瞻前，集中力量，发挥所长，定保卫武汉之大计，争锋逆转，以为收复失地之张本，而展开驱逐敌人的战幕？ 如何而可以保卫武汉？这除军事决策，除政治猛进，除经济定计外，*重要的就是民众之组织与武装，与军队结合而参加实地的战争。不只是武汉须这样做。江西，安徽，河南，也都须这样做，乃至广东，福建也必须确实准备这样做。就是现在失业流离的民众，也必须组织分配，使他们直接间接地贡献其力量于保卫武汉，于保卫重工业和军需工业所依恃之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以转变*后限度之防守线为建国战争前驱进取之根据地。 每一个人力都须重视，每一分时间，都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必须善用，必须珍惜。将来有办法，不如今天强挣扎。有进无退，“拙速胜巧迟”。 而一切中之*重要的，就是“寸土必争”。这是保卫武汉，也是*后胜利的一个必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