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精装)

独立意志与独立人格 “人格”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它是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古代中国没有“人格”这个词，但有“人品”“为人”“品格”这些词。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有关于独立人格的思想（虽然没有这个名词）。什么叫独立人格？就是指人自己有一个独立意志，它不受外界势力的压制。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里承认平民也有独立的不可改变的意志。孔子还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实际上，在当时，有很多隐士，即有一定文化而不肯出来做官、不与当权派合作的人，这种人也可以说是有独立意志的。孔子肯定每一个人都有独立意志，但是否每个人都能保持其独立意志就不一定。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君主和贤士都应该“乐道忘势”，这里，“忘势”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战国时代，特别强调独立人格的是陈仲子，此人出身贵族，但他认为贵族的势力、地位都是不道德的，所以他摆脱了贵族地位，织草鞋维持自己艰苦的生活。他主张“不恃人而食”，强调自食其力。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武王灭商以后，姜太公被封到齐国。当时齐国有两个人，一个叫狂矞，一个叫华士，对姜太公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说：“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不事仕而事力。”结果，太公认为“望不得而臣也……是以诛之”。周公责备姜太公不该杀这两个好人，姜太公回答说，这种不听命令的人不能留下来。这个故事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周初也有特别强调独立意志的人物，不肯向国君、贵族称臣，表现出不合作态度；另一层意思是，当时的执政者对这种人有两种态度，其中周公持比较宽容的态度。 儒学对陈仲子、狂矞等人持既赞扬又批评的态度。孟子认为陈仲子很了不起，但指责陈仲子不管“亲戚君臣上下”，认为这种人虽有独立意志，但实际上不算伟大。孟子认为伟大人物应该既有独立人格，又承认君臣父子关系。所谓“大丈夫”，一方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具有强烈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和当权派合作，这与陈仲子的完全不合作态度是不一样的。孟子把人分为三种：事君人，即侍奉、服务国君的人。这种人没有什么价值。安社稷人，即把安定国家、社稷作为自己职责的人。这种人并不完全听君主的命令，有一定的独立人格，但其价值也不很高。大民，是*高的一种人。这种人认为，在天地间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有自己的原则，我可能事君，也可能不事君，这取决于君主对我的态度。如果他听我的话，我就帮他的忙；不听，就不帮。 早期儒家试图把人伦关系和独立人格统一起来，叫人在人伦关系中保持独立人格，但在汉朝以后，至唐、宋、元、明、清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不承认人民的独立人格。在专制时代，一般人民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要争取独立人格。我认为，在汉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存在王权和士权的斗争。有同志作文章，认为中国专制时代只有王权主义，我认为这不全面。尽管当时的专制君王力使王权高于一切，但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甘完全屈服于皇帝，要保持自尊，因而起来与王权抗争。如汉朝末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对代表皇帝的宦官势力，导致“党锢之祸”。又如明朝的东林党人也起来反对当权派。东林党人认为“是非”不应由朝廷来决定，而应由知识分子来决定，知识分子认为是对的，才是对的，而朝廷是不能评判“是非”的。后来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他认为，是非不应由皇帝来决定，而应由学校来决定，皇帝认为是者不一定是，非者不一定非，只有学校认为是者才是，非者才非。这里已表现出一种初步的民主观念。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三种态度：（1）士为知己者用。看重我、利用我，我就帮你的忙。这是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2）以天下为己任。把天下的事情作为自己的责任，移风易俗，改变社会，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自觉性，根据自己的原则来发挥作用。这种态度可以说是独立人格的表现。（3）苟合取容，不顾廉耻。没有原则，没有独立人格，为一碗饭甘为奴婢。这是一种*下贱的态度。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少数，但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就是这种人，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此外还有许多隐士，不肯向当权派屈服。在清初，满族入主中原，康熙皇帝为拉拢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一个政策，以“博学宏词”的头衔招纳人才，但顾炎武坚决不应考，说非要我考，我就自杀。另一位思想家傅山也拒不应试。从秦汉一直到明末，一直有这种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