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

这是在日本东北地区某个村子里行医的一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名自称这个地区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丛生，脸色很差。他问我：“听说您毕业于如今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 “是这样的。”我回答。 “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记者急着问，一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小笔记本。 “我记忆里的确是那个时候。”记者激动的态度十分可疑，这令我感到不安。坦白说，由始至终，同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都让我不甚愉快。 “那就好。”记者黝黑的脸上浮起微笑，“那您就应该认识那个人了。”我几乎要为他的武断语气而诧异，他却翻开笔记本伸到我的鼻尖前。翻开的那页上，用铅笔写着三个大字： 周树人。 “我认识。” “对吧？”记者很是得意，“所以他与您是一届。而且，那人之后再次出现时已成为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记者的语气带着些许兴奋，脸也微微泛红。 “这事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还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是很尊敬的。”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似乎有些吃惊，“他从年轻时起就很伟大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虽然这样的说法毫无新意，但他的确是一个坦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凑近道，“其实，我读过一篇鲁迅题为《藤野先生》的随笔，里面写到鲁迅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曾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受到一位名叫藤野严九郎的老师的不少照顾……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就想在我们报纸的正月初刊上发表类似于‘日清亲善’美谈的文章。我估摸着您那时候正好是仙台医专的学生，于是就来了。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当时就一脸苍白、忧郁吗？” “不，并不是。”反倒是我感到忧郁了，“他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要怎么形容呢……他非常聪明、稳重……” “不，您不用这么有顾虑。我没想写鲁迅的坏话，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亚民族亲善，才想把这个做成新年读物的。尤其还因为这也是与我们东北地区相关的事，说起来也能算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刺激。所以，为了我们东北文化，还请您回忆往事，畅所欲言！我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没有在顾虑什么。”那一天，我的心情莫名沉重，“怎么说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也绝没有糊弄您的意思，但像我这种俗人的琐碎记忆，真的能帮到您吗？” “不，不，如今已经不是需要谦虚、说客套话的时代。那么，我问您些问题，请您把您记得的告诉我。” 之后的大约一小时里，记者就当时的事提了各种问题，但我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令他一脸失望地离开。即便如此，那家地方报纸还是在今年正月发表了题为《日清亲和之先驱》的作品。这部以我的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作品连载了五六天。真不愧是行家里手，虽然我也很佩服他竟通过巧妙的取舍把我那番语无伦次的话整理成了颇为有趣的文章，但文中出现的不论是周先生还是恩师藤野先生，抑或是我自己，都让我觉得好像是其他人。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所谓，但看到恩师藤野先生以及周先生被描写得与我心中画像判若两人时，我感到非常痛苦。这或许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笨拙回答，但是，被那样当面连续提问，我也只能前言不搭后语了。像我这么不善言辞的人没法在瞬间就想到合适的形容词。想来也有不少因为紧张而无意冒出的形容词莫名被对方牢记，并曲解了我的原意的情况。总之，我不擅长这样的一问一答。因此，我对这次记者的来访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自己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而生自己的气，在记者回去后，我还难过了两三天。终于到了正月，读了连载在报纸上的回忆录后，我现在满心就只对藤野先生以及周先生感到抱歉了。我已过花甲之年，差不多是一只脚踏进棺材了，我认识到趁着现在把心底的画像真实地描绘下来并非毫无意义。话虽如此，我也没想对在那家报纸上连载的那篇文章吹毛求疵。像那样带着社会性或是政治意图的文章，也只能用那样的写法吧。所以即使与我心底的画像不同也是无奈。而我只是凭着一个年老昏聩的乡下医生对往年恩师和旧友的思慕之情来写，比起社会性或是政治意图，自然是尽量如实地描写出他们的形象的念头更为强烈。我觉得这样的念头并无不妥。常言道，“颂大善不如积小德”。纠正恩师和旧友的形象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工作，但说不定与人伦大道相通。总之，这可以算是年事已高的我竭尽全力所能做的工作了。这些日子，在东北地区也不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令人惊惶，但每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我这朝南的书房即使不用火盆也暖如春天，这让我乐观地预感到，我的工作也能顺利进行，不会受到敌人空袭的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