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传统村落

全球海洋的总面积为3.62亿平方千米，占地球表面积的71%。人类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蓝色篇章。海洋影响着滨海地区的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人类与之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着人类的聚落、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乃至人类的观念、信仰、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 海洋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发展创造的文化，就内质结构而言，它具有涉海性；就运作机制而言，它具有外向的辐射性与对外的交流性，即异域异质文化之间的跨海联动性和互动性；就价值取向而言，它具有商业性和慕利性；就历史形态而言，它具有开拓性和拓展性；就社会机制而言，它具有社会组织的行业性和政治形态的民主性；就哲学与审美蕴含而言，它具有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总之，由对外性、互动性、商业性、开拓性等诸多特性构成的“蓝色文明”即世界海洋文化的主色调。 中国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尚不包括岛屿的海岸线），然而，黑格尔曾说：“古代中国、印度和巴比伦都发展了耕种。但这些耕种的人仍然闭关自守，没有分享到海洋文明。无论他们的航海发展到怎样，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文化。”这或许是因为，虽然中国滨海地区也产生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但与西方相比，二者的内涵迥然不同。相较于西方海洋文化的“蓝色”，中国的海洋文化是“蓝色”海洋性与“黄色”内陆性交织的产物，具有“蓝黄交融”的特点。 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将人类文化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并指出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岛屿。他认为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流动、进取，农耕文化静定、保守，而中国文化自始至终是建筑在农业上的，其本质是彻头彻尾的农业文化。但是，中国并非没有海洋文化，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中华文明，既有大陆文明的传统，也包含了海洋文明的基因，只是以另一种独特的面貌呈现。当我们比较中西方海洋文化史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差异。世界上典型的海洋文化的创造主体没有足够可供农耕的土地，贸易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生产方式，开放进取、冒险、流动、闯荡、慕利、自由、竞争、浪漫、刺激等是其主要精神特征。中国地大物博，悠久的内陆农耕文明和东南沿海的海洋文明之间交织碰撞，有广袤的内陆地区腹地作为依托，产生了异于西方的中国海洋文明。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比西方大航海早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的航海条件和能力远胜于当时的西方，但是郑和下西洋却远没有像西方大航海时代那样创造出“地理大发现”的奇迹。中国自秦汉时期就已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此后千百年间陆续将四大发明等传入海外各国，让世界各文明古国通过海上大动脉串联在了一起。然而中国自始至终都不曾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以掠夺资源为目的，而是始终奉行和平友好交 流的原则。正如著名海洋文化学者曲金良教授所归纳的：在对待海外交通上，中国的海洋文化传统不重视对海外未知世界的探索发现；在对待异国、异族上，中国重在怀柔、安抚，只希望相安无事，而不以掠夺开发、殖民占领为目的；在对待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重在互通有无，利义兼之，不追求掠夺性的暴力加暴利性的贸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西方海洋文化为海洋文化的典型形态，但中西方在海洋文化上的差异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恰恰凸显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独特性。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使华夏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与浩瀚的大海有着广泛的接触，并在这一过程中初步认识了海洋，利用海洋来创造自己的独特历史。因此，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构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