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语的故事:一种世界语言的历史

拉丁语成为**门现代语言（节选） 自15世纪晚期开始，文艺复兴时期*有趣的教育学现象当属所谓的“对话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为学习拉丁语的学生提供了口语会话的范例。其中*著名的作品无疑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熟人间的对话》。长期以来，这部著作在欧洲文学中基本处于核心地位。我们在此要提到的是这样一个对话场景，它发生在两位已婚妇女之间，非常引人注目。新婚的詹蒂碧遇到了她的朋友，结婚很久的欧拉利娅。两人对话的内容无非就是当时妇女聊天时常见的老套话题，首先是谈论服饰，这样就可以趁机带入少量纺织行业的拉丁语专业词汇。但是不久，对话就转向了詹蒂碧对婚姻苦痛的描述。她的丈夫，显然是因为詹蒂碧的嫁妆才发财的，但是在家里却对她很不好；而且，他整日赌博，还与陌生女人寻欢作乐。当他醉醺醺地回家时，妻子整夜都会不得安宁。在简短地讨论了离婚的可能性之后（也许这就是天主教将这本书列为禁书的原因之一），欧拉利娅讲述了自己大体上比较和谐的婚姻生活。不过，起初他们也会闹矛盾；但是温柔的欧拉利娅让丈夫没有机会吵架，而且通过温柔的顺从维持了和平——*初看起来是这样。事实上，欧拉利娅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相反的典型，她告诉我们，男人有可能因女人的温柔而变得文雅，这也是该片断的本意。这类拉丁语对话文本的简明和生动是难以超越的。虽然它们往往比较短小，但却极其准确地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情绪的微妙之处；这两位女士非常正确地使用了日常生活中所有物品的名称，并且还会发表一两句有趣的评论。 人们钦佩伊拉斯谟这样一位语言大师。但是，为什么要用这些对话作为拉丁语的教材，现在这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一片断是为什么样的真实对话场景所准备的？这里谈话的是两个女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一般而言，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并不太高，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原则性的怀疑，即女性不能学习拉丁语。16世纪，拉丁语女作家奥林匹亚·莫拉塔（Olympia Morata，1526—1555年）甚至还声名远扬。更令人激动的似乎是，这是一次偶然的对话，它强调日常性，而且有意远离学术拉丁语中的一切典型话题，这就是编写这一对话的原则。1500年以来，拉丁语文学中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对话。在这个文本中，就语言模型而言，伊拉斯谟直接追溯到了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与西塞罗的书信。 通过这样的文本，拉丁语文学重新找回了熟人对话这个维度，用语言学的话来说就是“近语言性”（Nähesprachlichkeit）（第74页）。从公元1世纪拉丁语被固定下来开始，它就失去了这一维度。人们也可以从伊拉斯谟和其他作家的书信文化中看到这一点，他们不再使用僵化的文体模板，而是让人感觉这是一场生动的对话。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语戏剧也是这样的，在这些戏剧中（至少在早期耶稣会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类型中，有些大师是这样做的），对话看上去完全是从日常拉丁语中提炼出来的。 更准确地说——而且这样我们可以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拉丁语，而是拉丁语课程重新发现了“近语言”（Nähesprache）。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对这一点产生严重怀疑，即从本质上来说，拉丁语在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也可以为这一目的所用，而且确实被这样用了，比如跟一个熟人谈论婚姻问题或者专业地讨论衣着问题，当然也会说一些日常生活中更老套的话题。不过，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指南或标准，也不存在描写此类沟通情境的文学种类。在拉丁语中，人们怎么谈论上帝、罗马法、医疗、天文学和世界史，是有一定之规的，这个规则更多地与文本内容和口头传统有关，而不是指语法或关于文体的教科书。此外，人们怎么写信、怎么布道或发表讲话也是有规则的。至于中小学和大学教学活动内外的日常口语，私人的而不是给第三人的特定书面消息，或者人们之间只讲拉丁语的私人谈话——这应该是拉丁语口语交流*重要的用武之地，在这些地方人们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规则。 在实践中，即使文献记载很少，地方的或地区的习俗运行顺畅。在一切文体上，拉丁语进行了“二次革命”，这些革命与已经提到的新拉丁语群体的发展进程（第135—136页）完全类似。而且正是在语言可能性缺失的地方，人们必须自己即兴发挥。人们与在学校学到的拉丁语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这样的：一个受过商务英语教育和训练的银行家要与一个韩国女同事进行非常私人的聚餐。此时，莱比锡和巴黎是否用同样的拉丁语词汇表达“去厕所”（如果有厕所的话）这个意思，根本就不是话题。 这些日常规则并没有体现在文学文本或拉丁语书籍中，人们必须自己思考更大的可能性。16世纪初，一些德国人文主义者在所谓的《蒙昧者书简》中，用妖怪的形象来表现中世纪拉丁语言实践的弊端。即使抛开讽刺性的夸张不谈，这一形象本身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中世纪拉丁语使用的典型情况；日常的沟通到处都在发生，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人文主义者也没有太指摘这种沟通。我们对此根本一无所知，而这很重要。因为“对话小册子”的意义绝不在于改变拉丁语口语文化，而在于它**次为这种文化真正建立了一个范本。此类作品直至15世纪末才产生；至于对日常拉丁语文风的理论研究，在中世纪至多有一些零星的偶然发现。但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学生对话在拉丁语课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纪和18世纪，除了伊拉斯谟的《熟人间的对话》外，法国人文主义者马图安·科尔迪耶（Maturin Cordier）的对话（1561年**版）和伟大的耶稣会教师雅各布斯·庞塔努斯（Jacobus Pontanus）的《拉丁语初阶训练》（1588年）也是欧洲的权威著作。 通过另外一些教学措施也能看出自如的沟通能力在拉丁语中多么重要。16世纪，学校经常规定课间休息时也只应讲拉丁语，这条规定也转移到了德语会话上。不久前完全出人意料的是，柏林一所移民数量众多的学校试图恢复这条规定，要求学生休息时也只讲德语。文艺复兴时期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为了帮助练习，家人与在国外学习的儿子通信时会使用拉丁语。拉丁语的校园剧院，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教学活动。这种校园剧院是新教徒为其拉丁语学校而创立的，后来耶稣会将它建成了欧洲的一个成功典范，歌德对它也有过赞美之词。在这里，不仅演出文学“经典”，而且主要是每年都会创作新的剧目，目的是让学生练习用拉丁语进行沟通。而且从语言上讲，这些剧目不仅包括悲剧中的高级词汇，也包含*普通的日常对话。雅克布·比德曼（Jakob Bidermann）的《虚荣者》（Cenodoxus）可能是有史以来*著名的耶稣会戏剧，它以高超的技艺完美地展现了拉丁语沟通风格的多样性：此剧以一段装腔作势的低劣表演开始，这一场景发生在一位大教授家门前，而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虚伪的笨蛋；随着教授被判永世下地狱，此剧又在极其严肃的氛围中结束了。总之，人们并不是把拉丁语当作一门学术语言来教授，而是把它看作一门非常普通的语言，实际上，人们在为不久就会遇到真正的罗马人（当然只是西塞罗时代的古典罗马人）做准备，那时在与他们谈生意前必须能不带口音地聊聊天气。而且，就像在现代外语课上一样，人们也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语言实践和全外语课程来学习拉丁语。在高中，拉丁语不仅是一门课程，而且全部学校生活都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语言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