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2021年上半年刊)

特约来稿 中国宋史研究会四十年历程的见证 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48） 中国宋史研究会自 1980年 10月在上海成立，迄今已走过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间，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的召开经历了由定期到不定期再向定期的发展过程。从 1980年至 1992年，年会共举行了 5次，其中 1980年、1982年、1984年是两年召开一次，其后时隔 3年，1987年召开第四届年会，之后又时隔 5年，1992召开第五届年会，自 1994年召开第六届年会以后至今都遵循两年召开一次年会，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原本定于 2020年召开的第十九届年会延期到 2021年召开。 如果说由定期到不定期再到定期举行年会是中国宋史研究会存在的主要标志，那么每届年会后选编的论文集 —年会编刊和秘书处自 1984年编辑的会刊《宋史研究通讯》则是这种存在的*好历史见证。从**届年会编刊至 2018年第十八届年会编刊，前后共编辑出版 18部，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及两部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入国内学会会员及海外学者的论文 624篇。《宋史研究通讯》虽不是正式出版刊物，但作为会刊迄今已编辑和刊印总 75期。有关《宋史研究通讯》的情况，将另文叙述，下面主要叙述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重要的标志—年会编刊的六个侧面。 1.年会编刊的编辑、出版 **部年会编刊，是由主编邓广铭先生选编：“现在我们把这些论文略加分类，编辑在一起，由《中华文史论丛》作为增刊之一，把它印行出来（凡文长四万字以上的，均将另出专书，不收入此集内）。” 第二部年会编刊，是由邓广铭先生与“郦家驹、李涵、郑涵等同志共同编选。 2.5万字不收”。 第三部年会编刊，“共收论文 36篇，是从第三次年会所收的近百篇论文中选辑出来的，是由研究会的几位理事，即郦家驹、徐规、李涵、漆侠、王曾瑜等同志与我共同选定的。编选标准：一是看理论与史实结合的情况，二是看在所论述的课题上是否有独到之处，三是看文章是否写得平实。由于篇幅的限制，凡超过二万五千字的文章，也一律割爱”。 第四部年会编刊、第五部年会编刊，大致都是遵循前三部的编辑体例，先由年会主办单位根据参会理事审稿意见提出初选名单，将论文汇总交由邓广铭先生*后定夺。 1994年年会编刊，因当时四川联合大学经费问题，论文集由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出资并组织编辑工作，然后交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 1996年开始至 2004年年会编刊，是由秘书处和主办单位共同拟定初选名单，请参会理事审稿，*后由年会编刊主编定夺。其选稿原则一仍邓广铭先生所定的选稿原则。 2006年以后的年会编刊一般都有编后记，记录编辑过程和选编依据： 2006年年会编刊编后记：“本书为会议论文的汇集。需要说明的是，提交会议的论文，先由宋史研究会的理事分头筛选，复经朱瑞熙和王曾瑜两位老会长审定。有许多论文未收入本集，原因有三：一是已经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了的文章；二是篇幅过大的文章；三是我们虽然尽力努力，无法与作者联系上的文章。 ”2008年年会编刊编后记：“此次未收录的论文，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有些论文已经投寄其他刊物，尊重作者意愿，兹不再收。2）虽然提交了论文，但作者没有参会，论文未经讨论，因而未予收录。 3）根据会议通知的要求，凡篇幅过大，字数超过二万以上的论文未予收录。 4）经编委会多次联系，始终没有回复的论文未予收录。论文集的排序方式，大体以文章类别为单元；各单元兼顾内容与时段，按‘先总后分、先北（宋）后南（宋）’的原则排序。 ”2010年年会编刊编后记：“会前送交专家书面评议，会上分组进行报告、讨论。在此基础上，再经会议各大组组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各理事等多层选筛，*终由文集编委会确定，精选出代表海内外宋史研究新前沿与高水准的论文 25篇。” 2012年年会编刊后较为详细地记录了论文选编过程：“年会闭幕后，会务组随即展开了论文集的编纂工作。先是将参会的 191篇论文分成两部分。一是参加 10个分论坛的学者提交的论文，由每个分论坛的召集人请分论坛内相关学者评议、推荐。二是参加 6个专题组别的学者提交的论文，按照惯例由宋史研究会理事负责审议、推荐。会务组根据论文研究内容并结合每位理事的研究专长，将论文通过电子邮件提请给理事评审，每位理事评审 3—4篇。这一工作大约持续到 2012年 12月份，审议意见发回会务组，共有 51篇论文拟收入论文集。接下来，会务组联系了 51篇论文的作者，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将论文收入论文集，是否已经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如果同意收入论文集，建议将字数压缩至 10 000字以内。这一工作持续到 2013年 4月份，*终有 39位作者同意将论文收入论文集并作了修改和文字压缩。有 12位作者表示不再收入论文集，其中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已有发表意向。 ”2016年年会编刊后记：“会后，由宋史研究会理事会成员包伟民、曹家齐、戴建国、范立舟、黄纯艳等专家组成编委会，从所提交的 240多篇论文中精选出 29篇，进行出版交流。 该论文集由宋史界有名望的诸位专家进行遴选，内容较为全面，质量更为可靠，价值各有亮点，总体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并具有一定的现实观照意义。” 虽然因各种原因，不能将每届年会的所有高质量论文全数收入论文集，且越到后来选编的论文占提交会议论文总数比例越小，留下种种遗憾，但是由于采取了比较审慎而严格的选稿制度和标准，历届年会编刊都能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则是可以肯定的。曾任唐史学会会长的冻国栋先生对此有较为中肯的评价：“作为兄弟学会的成员之一，我感叹良多。比如，我手头几乎保存了全套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和中国宋史研究会的《通讯》。每一部论文集，可以说都有不少的闪光之作。不少学者善于提出新问题，用于尝试新理论或新方法，或运用新资料对宋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学术论题进行深入剖析；或者继承传统的实证方法，经过艰苦而细致的考据、辨析，不断推出足以传世的经典性篇章。作为相邻断代史的同行，我为之艳羡，为之自豪，更为之钦佩。 ” 2.年会编刊与国际宋史研究平台的形成 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之初，我国大陆地区的宋史研究不论是研究议题还是发表的论文，与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仍有一定差距，而欧美的宋史研究当时亦有较好的发展势头。“一九八○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国内宋史研究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开拓，由单纯的政治、文化扩展到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作全面的探讨；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研究专著及论文不断涌现。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美国、新加坡、法国、德国、南朝鲜 等国家的宋史研究也方兴未艾。尤其是日本学者，在宋史研究方面着鞭*早，成果*为卓著，自加藤繁以来，中经日野开三郎，周藤吉之到现在的柳田节子、斯波义信等，人才辈出，成绩斐然，令世人瞩目；而台湾地区在 20年前便已成立了宋史座谈会，至今已举行了 100多次会议，出版了 20 多本研究论文集，在国内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如美国学者还出版了《宋辽金研究导报》 (现改名《宋元学报》 )可见，宋史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门。 ”不过限于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年会尚不能直接包容国际和港台地区，因而当时单独专门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仅有四次重要的会议，**是由刘子健先生牵头， 1984年 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宋史研讨会，大陆出席的代表有邓广铭、陈乐素、郦家驹、漆侠、王曾瑜、朱瑞熙等，台湾地区有宋晞、王德毅、梁庚尧、黄宽重、张元等。这是我国宋史学界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1985年由邓广铭、徐规领衔，“由北京大学、杭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于五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杭州市柳莺宾馆举行。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中外学者有六十七名，其中教授和相当于教授学衔的二十四名，副教授二十三名，实际到会的学者六十名。到会学者中，有我大陆学者三十九名，香港地区学者三名，日本学者九名，联邦德国学者一名，美国学者八名，还有全国新闻、出版单位的特邀代表十五名。中外学者提交大会的论文共有五十七篇” 。 1989年 7月原拟由邓广铭、漆侠领衔召开中日宋史研讨会，由于政治风波未能召开，但 1991年 5月，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邓广铭、漆侠主编的《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选入中方代表已提交的 29篇论文。 1991年 8月由邓广铭、漆侠领衔，由北京大学、河北大学主办，在北京盛唐饭店召开第二次国际宋史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六十九人（实到六十一人）。其中，美国学者五名，日本学者七名，南朝鲜学者一名，我台、港地区学者七名、大陆学者四十一名。提交论文四十九篇（实际印发四十七篇） ”。翌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收入提交大会的论文 36篇。 自 1991年后，这类虽未以中国宋史研究会名义而实则是代表大陆宋史学界单独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再没有召开过。而以年会邀请海外学者参加，并在年会前面冠以国际宋史研讨会的形式，始自第九届在河北大学召开的宋史年会。其后除第十届和第十一届“会标”上没有出现“国际”外，年会兼具国际性成为惯例。 2000年，漆侠先生在第九届年会编刊“前言”中指出“下一阶段的宋史研究究竟应该怎样开展，怎样才能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使之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走向二十一世纪，是我们这次会议应该探讨的问题之一。为此，我想，根据宋史研究的实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分工协作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种合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合作进行宋代大型文献的整理研究；合作出版学术著作等。过去宋史界同道们已经作了一些工作，如果继续努力，进一步强化，将会使宋史的发展更上一层楼。这都需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