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落日”的“孤臣”，是李鸿章临终前的自画像，形象地勾画出自己的境遇。迎来20世纪的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也许是旧时代已经日落西下，年迈的自己却被抛下的感慨吧！ 李鸿章是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互相弥补、处于稳定时期的政治家。也许，他的实力正是将两者相结合，保持稳定。然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起义这一过程中，他失去了权势，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陷入了彻底的决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急剧对立，决定了之后中国的结构框架。而李鸿章的位置，似乎已经不在其中。 如果说一个人无法同时生存在两个时代，那么，顽强地度过一个时代的李鸿章，也许称得上是圆满人生吧！这个时代是中国进入“近代”这一时代范畴的过程。 如果将其起始的19世纪初和终点的20世纪初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它的特色。先前稳定的皇帝独裁转变为王朝的危机，地方督抚势力扩大。对外贸易和金融比重日渐增加，占据经济的核心，近代工业继而兴盛起来。包括上海在内，与外国往来的沿海地区取得巨大发展，在带动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拉开了与内陆的差距。 中国的这些变化，也体现在李鸿章的生平之中。作为旧式的科举官僚代表的精英人物，摇身一变成为实业官僚的先锋，批判科举，担任中国前所未有的洋务统帅，主导海防，周旋在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列强之间，走完了一生。 他的存在举足轻重。李鸿章不仅仅是经历了一个时代，他还创造了一个时代。前面提到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几乎全部和他有关，这里多少都反映出他的特性。正因如此，他在下一个时代也无可非议地成为褒贬毁誉的对象。 下一个时代是20世纪，“爱国主义”的时代。以前尚未出现或是非常微弱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兴起并渗透，中国要成为国民国家是自明的目标。作为新时代旗手并成为领袖人物的，是刚才提到的梁启超。他在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致力于新闻事业，为爱国主义的普及和国民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为他写了评传并出版。当时他30岁，可以说还是个青年。他断言道：“四十年来中国的大事，几乎全部与李鸿章有关。” 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囯务。坐知有军事，而不知有民政。知外交却不知内治。知朝廷之存在，而不知国民之存在。 总结旧时代，展望新时代固然不错。把旧时代的责任推给李鸿章，挖掘他的短处来作为新时代的靶子，从立场而言也是无奈吧？让人无法认同的是，对其“不知”的夸大批判。 李鸿章果真没有实施“民政”和“内治”吗？当时，还没有“国务”和“国民”的概念。把实施过的事情或是不存在的东西都判断为“不知”，是有意的虚伪、理论上的欺诈。这里不是对他人或先人的同情、共鸣基础上的历史视角，不过是为了匆忙让自己的观点正当化的政治思维而已。 李鸿章极尽为人臣子之道，不仅健康长寿，还拥有众多的子孙。在私生活上也是无可挑剔。不过，他个人的私事，也几乎没什么意思。正如他的老师曾国藩所言，他热衷于当官从政，是名“豁出命干”的官僚。作为官员，他的举手投足都与“中国的大事”息息相关。在实地的政治行政上，可以说在敷衍了事的中国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中，他的作风极其罕见。正因为如此，有违他初衷的事情也不少。 李鸿章作为一名科举精英，一开始奉职于翰林院，如果就这样下去的话，他应该会成为一名集中华文明精髓于一身的拥有荣耀的文臣，这也是他年轻时的目标。然而，命运的捉弄让他意想不到地当上了地方大员，终其一生。按照传统的价值标准来看，无论多么的富贵或是有权有势，地方官员终究只是二流而已。他一生都对此心怀自卑。 1898年5月1日这天，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身在北京。与他同一时期考上进士的杨味苑来看他，目的是炫耀自己写的书。李鸿章嘲笑他说：“考上了进士，进不了翰林院，真是丢人。” 杨味苑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进了翰林院还空有宰相的头衔，却当不了文官，不也丢人吗？” 也许是自卑心理受到了刺激，李鸿章勃然大怒，拿起拐杖追打杨味苑。杨味苑只好狼狈地逃了回去。 当年的李鸿章76岁。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应该李鸿章的行为是凶残的、野蛮的，如此高龄却有此等精力确实让人惊叹。更让人感慨的是，他的矜持与官界的常识之间的鸿沟竟然如此之深。 即便如此，他身为肩负清朝命运的中流砥柱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作为一名地方大官，他的业绩到底不是他的本意。尤其是20多年的洋务和海防。洋务与民政、内治脱离，成为军事和外交，是由于撞上了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这一堵墙壁，无奈之下的结果而已，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聪明而又自负的李鸿章，认识到这堵墙壁无法突破后，他只是没有犯下有勇无谋、头脑发热*终失败的愚蠢错误而已。 而这堵墙壁，同样地竖在了批评李鸿章的梁启超面前。不，还不只是梁启超。之后的中国改革家、革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不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