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唐博学历史(全三册)

神秘的巫蛊 关于“巫蛊”，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看起来，“巫蛊”来头不小。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敌对势力通过在茶饮中放置“蛊”，导致皇帝和高官集体犯病，试图趁机发动政变，颠覆唐王朝。 这一与武则天时代“食品安全”有关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提到的“蛊”，其实就是一种人工培养的毒虫。而“巫蛊之术”，则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 具体做法，是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到一个容器里，密闭十天，开封后存活者为*毒，将其饲养成“蛊”，再把蛊的粪便投放到水井或粮食里。人吃进肚里就会长虫子，逐步腐蚀消化器官，导致身体虚弱溃烂而死。 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古人谈蛊色变，加之封建迷信盛行，很容易将放蛊跟巫术联系起来。坊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巫术是用桐木制作木偶人，上面刻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用魔法对其诅咒，或用箭射、用针扎、用刀戳。而后将其埋在被诅咒者的住处附近。巫蛊之术的魔法，据说可以将被诅咒者的灵魂控制或摄走。 历史上，使用巫蛊之术进行诅咒的案例并不罕见。比如汉武帝时期，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原型）曾因失宠而对情敌卫子夫施以巫蛊之术，东窗事发后被汉武帝废掉，为此牵连伏诛者数以百计。 或许，连皇帝都对巫蛊之术的神秘莫测深感恐惧，甚至深恶痛绝。于是，汉唐两代的律法对其明令禁止。《汉律》规定，饲养蛊虫成形并致人死亡者，本人处死，其家人流放三千里。《唐律》规定更严，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尤其是宫廷人员，绝对禁止学习和使用巫蛊之术。可是，依然有人以身试法，甚至酿成悲剧。 汉武帝一生*值得夸耀的政绩，便是北击匈奴大获全胜。为了阻挡汉军北上，匈奴使用巫术“诅军”，将患传染病的牲畜放到汉军途经地域的水源附近，或故意将携带传染性病毒的牲畜甩给汉军。 随着汉军班师回朝，这些病毒也就带回内地，迅速传染，竟然导致西汉中后期疫病横行。汉武帝晚年多次染疫，汉昭帝二十一岁去世，霍去病二十四岁去世，可能也都是死于疫病。 面对举国大疫的严峻形势，汉武帝当然不可能从生物战和医学角度考虑，而是坚信这跟巫蛊之术有关。因此，天汉二年（前99年），他传旨“止禁巫祠道中者”，全面搜捕巫蛊。 这场大搜捕颇有斩获。太始元年（前96年），合骑侯公孙敖的妻子使用巫蛊之术事发，导致灭门之祸。 五年后，也就是征和二年（前91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遭人举报，说他使用巫蛊之术诅咒皇帝。按说，公孙贺身为丞相，权倾一时，且跟皇帝是“一担挑”（其妻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没人敢招惹他，可偏偏生了个坑爹的儿子。公孙敬声仗着父亲的声威和自己身居的公卿大位（官至太仆），骄奢违法，擅自挪用北军经费一千九百万钱，案发后被捕。看样子，这是死罪。 儿子被捕，老子肯定着急。公孙贺跑去向皇帝兼连襟求情，希望立功赎罪，换得儿子减刑乃至获释。他向皇帝提出，自己愿意去追捕一直通缉但尚未抓获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换回儿子的命。 有救儿子的动力，公孙贺办案很卖力。不久，朱安世落网。当他获悉其中原委后，仰天大笑道：丞相将要祸及灭祖了。朱安世在狱中上书，举报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并派人在长安到甘泉宫的驰道上埋设木偶人，安排巫师诅咒皇帝，行巫蛊之术。 朱安世作为江洋大盗，有能耐逍遥法外多年，就有能耐搞出物证，让举报的事坐实。于是，公孙贺非但没能救出儿子，还把自己赔进去了。结果，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全家灭门。 值得注意的是，公孙敖跟卫青交情深厚，曾在塞外共同打击匈奴，是战友；公孙贺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夫，当然也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汉武帝和卫子夫所生的女儿。这样一来，公孙家族的巫蛊案，就把卫子夫家族牵连进去了。 几个月后，卫子夫的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卫伉（长平侯）也都被处死。更糟糕的是，经此变故，时在甘泉宫避暑养病的汉武帝，对留守长安宫的皇后卫子夫，以及卫子夫所生的太子刘据不再信任，反倒把纠治公孙家族巫蛊案的责任，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 刘屈氂贵为丞相，自然不会事必躬亲。于是，他把案件查办的具体工作委托给了一个名叫江充的宠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个江充，成了整个案件*大的“搅屎棍”。 江充其人，早年只是邯郸市井无赖，由于貌美年轻的妹妹嫁给了赵王的太子刘丹，才得以攀上赵王的高枝，出入赵王府成了座上宾。几年后，只因跟刘丹发生矛盾，便进京告状，举报刘丹的种种不法行为。 恰好，此时汉武帝正在设法削弱同姓诸侯王的权力，对王爷们的家属管束很严。江充的举报正中汉武帝下怀。刘丹获罪处死，而江充则相当于纳了投名状，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从而进入了*高决策者的视野。 江充曾以谒者身份出使匈奴，随机应变，表现卓越。他曾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主管京城治安。 有皇帝撑腰，他便放手碰硬，收拾了不少王公贵族。比如汉武帝姑姑馆陶公主的车队，违规在御用驰道上奔驰，江充下令将车辆没收充公；太子家使违规在御用驰道上驾车奔驰，他断然拒绝太子的亲自说情，执意要把这位家使绳之以法。 如此一来，江充在汉武帝心目中，就留下了“奉法不阿”的忠臣印象，职位也一再提升。 虽有皇帝撑腰，官运亨通，但江充还是深感自己得罪的人太多，特别是因惩办太子家使一事得罪了太子。眼下汉武帝岁数大了，身体多病，一旦太子接班，自己难逃被报复的命运。于是，他想先发制人，找机会干掉太子和皇后卫子夫。公孙家族的巫蛊案提供了契机。 在刘屈氂的支持下，江充向汉武帝奏陈，说皇帝患病的原因，在于“巫蛊”，并自告奋勇去抓“巫蛊”。他还指使巫师檀何忽悠说，“皇宫中大有蛊气”，不赶紧祛除，皇帝的病就好不了。汉武帝欣然相信，让江充组建专案组，甚至允许他进宫调查。 获得授权后，江充的矛头直指卫子夫和太子刘据。他任用了一批来自匈奴和西域的巫师。这些人多半来自敌国，本就有扰乱汉朝的图谋，如今跟江充不谋而合，沆瀣一气，通过查巫蛊，罗织罪名，严刑拷打，一些人受刑不过，被迫诬告，从而纠治范围越来越广，株连几万人，把长安城搞得鸡犬不宁。江充还带人进宫，挖地三尺，搞得后妃太子连觉都没地方睡。 如此折腾，当然还是有“战果”的。江充在太子宫里挖出了扎过针的桐木人偶和写有咒语的帛书，并准备据此上报汉武帝。事实上，这本是他指使巫师事先埋进去的。然而，刘据有冤无处申，迅速陷入困境。在跟幕僚商议后，他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赶紧动手，以免重蹈秦末太子扶苏的悲剧。 随后，太子派人捕杀了江充等人，向侍卫分发武器，全城搜查并处死了上林苑的巫蛊术士，并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当然，他所做的一切，都向卫子夫做了汇报。 可是，刘据百密一疏，让江充专案组的成员宦官苏文侥幸逃脱。他跑到甘泉宫，向汉武帝控诉太子起兵谋反。据《资治通鉴》载，汉武帝起初不信，认为“太子必惧，又忿（江）充等，故有此变”。他派使者去召太子入见。这时，使者不敢去，便编了瞎话糊弄汉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俗话说，疏不间亲。何况甘泉到长安的距离并不遥远。可事到如今，汉武帝被“三人成虎”给忽悠了，父子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汉武帝一生致力于加强皇权，晚年却感到了大权旁落的恐惧。他震怒了，他要把任何威胁皇权的苗头压下去。于是，刘屈氂奉旨率军平叛。长安城内，双方激战五天，死者数万。*终，太子寡不敌众，兵败逃离长安。皇后卫子夫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政变平息了，但汉武帝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皇帝盛怒，大臣们自然不敢吭声。只有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说了一些公道话：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 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大致意思是说，太子发动政变，只是由于进不能面见皇上，退则被乱臣陷害，独自蒙冤，无处申诉，只能起兵杀死江充，又怕皇上降罪，只好逃亡。太子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当此危难关头，大家都噤若寒蝉，但作为皇帝和父亲，应当平心静气，放宽胸怀，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应当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不要让他长期逃亡在外。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汉武帝看完，也深受触动。不过，他并未下达赦令。太子刘据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躲在一户穷人家里勉强度日。可终究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在官府的围捕过程中，太子拒捕自杀，收留他的户主也死于非命。 一年后，汉武帝冷静下来，对巫蛊之祸有反思，有察觉，却没有勇气推翻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当事人可以继续彷徨，旁观者却看出了其中的门道。据《汉书·武帝纪》载，负责守护高祖刘邦庙的郎官田千秋上书为太子鸣冤：“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 田千秋为汉武帝找了个台阶，汉武帝本已有所悔悟，当然就坡下驴，将刘据起兵定性为“子弄父兵”。紧接着，江充、刘屈氂被灭族，宦官苏文被处死。在太子丧生的湖县，汉武帝派人修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寄托自己的哀思。 巫蛊之祸对晚年的汉武帝刺激很大，触发他反思为政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并颁布《轮台罪己诏》，改变战争政策，推行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等休养生息的新政，遏制了汉武帝晚期的社会危机，为汉昭帝、宣帝时期的“中兴”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去世后，年仅八岁的幼子汉昭帝即位。十几年后，汉昭帝去世，太子刘据之孙刘询被人从民间找到，并立为新皇帝，就是汉宣帝。由于刘据的三子一女均死于巫蛊之祸，刘询便成了刘据一系的独苗。该谁的，终究会还给谁。只是时间迟些，过程麻烦些，受苦多些。 刘询为自己的爷爷确定了“戾”的谥号。按照《说文解字》的解读，“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戾也”。因此，“戾”有蒙冤受屈的意思。后人也就将刘据称为“戾太子”。 戾太子的悲剧，表面看来是巫蛊之祸引发，夹杂了许多偶然因素，但拨开历史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恰恰反映了皇权斗争的残酷性。与其他类型的权力相比，皇权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终身性和世袭性。为了皇权，人的自然本性会被扭曲。皇权面前，亲情、友情也会一钱不值。 在君权无限、皇权至上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的同时，那些身处宝座之下的人对皇位的觊觎也就成为必然。“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的血腥场景仍旧一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