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亲历记

1918年12月3日，星期二 从今晚9点开始，我正式成为美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中的一名随同官员。我走出霍博肯市美国新泽西州城市，临哈得孙河，位于纽约市对岸，属于纽约大都市圈的一部分。——译者注（Hoboken）的地铁站，拖着随身行李，沿着大河街（River　Street）一路前行。这时，一名士兵拦住了我的去路。我放眼望过去，发现前面的整个路段都被军队封锁得严严实实的。2号码头离这条街很远，几乎要将整条街走完，况且我还带着好些死沉沉的行李箱。我的护照还在前面等着我。大约20分钟后，一名军官走了过来，将我们一小群人护送过去。当然了，船正停在码头的另一头。我们只好学着周围的普通老百姓，用大腿顶着行李，拖着沉重的脚步疲惫不堪地走着。靠泊码头变成了一个个接待处，上面拉起了横幅，插着旗帜，走道的墙上也贴着小彩旗。在登船的跳板上，一名军官检查了我们的护照，核验了我们的名字。随后，我们登上甲板，又遭到了一队年轻的海军军官的阻挡和盘查。我们再次出示了自己的护照，他们将我们的身份登记在案。接着，一名海军上尉将我们带到副舰长处，他让我们去找他的副官，后者再次核查了我们的护照，并告诉了我们舱房的所在位置。每条过道上都有一名卫兵上下走动巡逻，每个楼道拐角处都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站岗。这样一来，军官和普通乘客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船上的军事氛围很浓，尽管让人略有不解，但总的来说还是很让人安心的。 我们乘坐的这艘船原本属于德国人，他们给它取名为“乔治·华盛顿”号，希望以此来取悦和吸引美国乘客。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美、德两国即将结束交战的这一天，“乔治·华盛顿”号居然成了美国海军麾下的一艘旗舰。除了名字有点独特外，这艘船并无其他的与众不同之处。船上住得很舒服，十分宽敞，但并不属于*好的远洋邮轮。不过，它相当适合我们的此次旅程。这艘即将横渡大西洋的现代版“五月花”“乔治·华盛顿”号宣传图号拥有可以举办正式派对的宽敞大厅，还有可容纳数百人的大量舱房和床铺。为了让它适合此次旅程，无须做太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在图书资料室里放了一面大黑板，在墙上贴了些地图，将其变成一个可供军事情报部门使用的工作室而已。国务院承担了布置房间的任务，虽然我们中间的一些地理学家不太满意，但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吧。 1918年12月4日，星期三上午 一大早，威尔逊总统在战争部部长牛顿·贝克的陪同下登上了甲板。贝克是一位谦逊有礼、文质彬彬的绅士。他和我们而不是总统一行人等共进早餐，并在“乔治·华盛顿”号拔锚起航之前早早地下了船。 我们的船从码头驶出，向南航行，主桅杆上升起了总统旗。哈得孙河中停泊着5艘正在等待护航的驱逐舰，它们鸣放了21响礼炮来欢送总统。我们也回以欢呼，场面非常热闹。这还不是全部。水面上尽是船只。港口码头里所有的拖船似乎都在向我们这边驶来，船头迎着浪花，船尾留下长长的水影。每一艘船都尽可能长时间地高声鸣笛。我们远远望去，只见岸边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尤其是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那边，岸边的护栏后面可谓人山人海，有万人之众。随后，我们缓缓地驶离了人潮涌动的上码头，经过了自由女神像，其间有两架军用飞机在我们周边盘旋。当我们行驶到纽约湾海峡（the　Narrows）的时候，古老的“莫尼特”（Monitor）号战列舰向我们鸣炮致敬。这艘战列舰停靠在一张用来阻挡潜艇对航道发动水下袭击的战略网的开口处。作为纽约港战时防御的一部分，一张铁网被固定在纽约湾海峡的狭长岸边，古老的“莫尼特”号战列舰停在一旁，紧靠海防要塞，以便在需要之时将这张铁网拉过海峡，阻止德军潜艇从水下突袭。在穿过这扇用来抵御潜艇的海防大门之后，我们来到了史坦顿岛（the　Staten　Island）海岸附近。那边有数百名学童挥舞着旗帜，这是我们*后一次能够看清楚岸上的人。长岛东部尽头的人潮几乎和巴特里公园那边一样多，但我们已经离得太远，看不清站在那里的人们，于是只能象征性地向他们挥手告别，转身继续观看前方的庆典。 “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正在下海湾恭候我们的到来。11艘驱逐舰围绕在我们的前方、后方和侧方，如同一支完整的小型舰队。飞机不停地在我们上空盘旋着，和刚才我们的船行驶在哈得孙河和海湾里时一样，直到我们几乎望不到陆地为止。一只从海岸警卫舰上飘来的海军热气球一直在我们上空环绕，直到飞来又一艘飞艇，为我们做*后的护航。随后，我们驶向了纽约长岛海岸。当我们的船行驶在哈得孙河中时，威尔逊总统还站在舰桥上。但在我们驶离港口前，他就已经下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们的船迎着来自东南方向的巨浪轻轻摇曳着，缓缓前行。1918年12月，“乔治·华盛顿”号及其护航舰队1918年12月7日，星期六 跟总统同船旅行，实在没什么好记录的。尽管我们享受着政府的款待所带来的种种舒适，但日复一日的旅程还是开始变得枯燥乏味起来。 昨天晚上，驱逐舰逐渐驶离。在一场翻江倒海的风浪过后，我们只能看见5艘驱逐舰。今天，只剩下3艘了。这3艘驱逐舰看起来是要同我们一同出洋远航。“乔治·华盛顿”号上的《手斧报》其中一艘驱逐舰驶在*前面，大概是在探测可能浮在水面上的水雷，为我们试水开路。“乔治·华盛顿”号跟随其后，与之并行的是另外两艘驱逐舰，两侧一边一艘，与我们相距约半英里之遥。从昨天到今天，风浪都非常大，我们的船漂泊在海面上，缓缓前行。由于航速很慢，目前的航程并不算远。 我正在搜集和保存他们在船上发行的小报——《手斧报》（The　Hatchet）。之所以得此名字，据说是因为该报内容的犀利而真实。不过，这一说法可谓空穴来风，因为它上面几乎未曾刊登任何真正的新闻。尽管如此，它还是比我自己写的日记能更好地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可见，它对事情的记录还是有所用处的。1918年12月9日，星期一 我们的船航行在南部海域，这里的气候和6月一样和煦温暖。我们把窗户推开，坐在窗外的甲板上。虽有海风吹拂，但阳光明媚，不穿大衣和外套仍觉得热。听说我们现在位于亚速尔群岛以西约400英里处，有望于本周五即12月13日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港——这就是我们登陆的日子！ 我住在走廊甲板上的一间单人房，一名海军陆战队的武装卫兵在外面来回走动巡逻。每次一碰面，他就向我们敬礼。这搞得我们很尴尬，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礼。我的房间隔壁是总参谋部首席统计学家艾尔斯上校（Colonel　Ayres）的房间。我俩相聚甚欢，常常促膝长谈。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战争的事情。 威尔逊总统的套房在楼下的甲板上，离楼梯只有几英尺远。一名卫兵一直在门口站岗。每当总统在甲板上散步时，卫兵或某位海军士兵都会紧随其后。威尔逊总统的夫人则无人警备卫护。总统从来不会随意地走到其他人群中，但不时会有人走到他的身旁。总统在紧邻卧室的一个小客厅里用餐。国务卿、大使和总统的私人顾问则在后边的休息室用餐。这样一来，主餐厅就可以空出来，供调查团成员和各种低阶官员就餐使用。 到目前为止，总统尚未召见我们中的任何人，也没太注意我们的存在。他对他的国务卿兰辛先生一样颇为冷淡。据我所知，总统直到昨天才开口同兰辛谈话。当时，我们丝毫不清楚自己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完全是蒙在鼓里。虽然有些忐忑不安和焦躁，但我们还是极力让自己放松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并为之全力以赴。我想，总统此刻大概正在忙着他手上的事情吧。 下午 这一次的越洋之行，并未让我感受到当年自己**次横渡大西洋时所感受到的浪漫心情。在我心中，这次航行可谓世界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航行了，但它却没有我的首次横渡大西洋之行那般的魅力。当年，我曾站在一艘既小又旧、载重6000吨的冠达邮轮（Cunarder）“伊特鲁里亚”（Etruria）号的船头，脑中思绪万千，心情汹涌澎湃。相比之下，这次航行似乎平淡无奇得多，哪怕我常常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陈年往事。每到晚上，船上就会放电影，我大约有一半次数去看过。有一天晚上，威尔逊总统和夫人也来观看电影，当时放映的是查理·卓别林和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出演的喜剧片《狗的生活》（A　Dogs　Life）。我不太记得电影的具体内容，但当时总统被卓别林的表演逗得开怀大笑。在主餐厅就餐时，我与威尔逊总统就隔了一张桌子，但他用手遮挡住了自己的脸，因此我没法看清楚他。昨天晚上，他来到海军士兵餐厅听歌唱会，小伙子们唱得很投入，或者说很认真。歌唱会结束后，总统和800名海军士兵握了手。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在一一排队经过总统身边时，脸上流露出兴奋的表情。官方宣称，船上有1800名海军士兵负责卫护不到100名“乘客”。事实上，船上的娱乐活动很丰富。我们有两支管弦乐队和一支普通乐队。他们可以不知疲惫地演奏一整个下午，连晚饭时分也不停歇，以至于让我想象不出一个人在演奏管弦乐乃至更为美妙的音乐时究竟有多么辛苦。在我的房间外面，有一个漂亮的、用玻璃包起来的甲板舞台。在午后的阳光下，乐队就在那里进行演奏，声音可以很好地通过玻璃甲板传过来。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也能听到这些美妙的音乐。 除了每天早上的《手斧报》，船上还会分发用油印纸印制的其他新闻。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艘特殊的船上，对于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竟然几乎没有任何消息。体育新闻和博人眼球的流言蜚语占据了过多的版面篇幅。下午，船上的海员们举行了一场拳击比赛。下午3点半时，一艘驱逐舰绕了半圈，掉头离开，看上去是要返回纽约港。当时，我站在上层甲板上，正好挨着船长。船长向我解释说，这艘驱逐舰还会折返回来的，它还要在我们的侧方投下一些深水炸弹，好让我们见识一下深水炸弹爆炸的威力。没过一会儿，那艘驱逐舰就破浪返回了，但深水炸弹的爆炸威力不过尔尔，令大家颇感失望。我猜测，他们大概是不想冒风险，搞出什么意外来，但我们都觉得这有点保守和沉闷无聊。威尔逊总统就在离我站的地方不远的上层甲板上观看这一切。他的着装看起来十分整洁。在这次旅程中，大家都应该更好地表现。今天晚上，天空中刮起了一阵和煦的风，我想这大概是从非洲海岸吹来的东南风吧。现在，我们比在美国时离法国更近一些了。 差点忘说了，今天上午，军事情报部门为我们拍照，不仅有集体合影，还有单人照，然后还拍了一些我们的视频作为电影片段素材！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Information）打算等着他们的人回到美国了，再将它们公之于众。这些视频片段将作为战争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保存在华盛顿的战争档案中。后来，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公共信息委员会系“一战”时期美国政府宣传机构，主要负责战时宣传和新闻审查工作，负责人为乔治·克里尔。——译者注与此同时，国务卿兰辛先生与亨利·怀特先生、鲍曼博士等调查团的其他专家举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很成功，因为兰辛先生终于意识到我们可能掌握一些对他至关重要的信息和材料。他以前表现得很执拗，今天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变得平易近人起来。美国和谈代表团的5位全权代表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罗伯特·兰辛国务卿、塔斯克·布利斯将军、爱德华·豪斯上校和亨利·怀特先生。其中，豪斯上校和布利斯将军当时已身在巴黎了。亨利·怀特先生长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经验丰富，曾于1905—1907年出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1907—1909年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